“五一”假期將至，不少民宿旅館竟出現了毀約潮，據潮新聞報道，被毀約的游客不在少數，其理由也是千奇百怪。

從這些毀約現象看，主要原因是經營者對已預訂的價格不滿意。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民宿旅館的價格普遍大幅上漲，如此經營者感覺吃虧了，想出毀約一招來挽回“損失”。

這樣，不少民宿旅館等一方面以裝修、倒閉、老板換人等有點侮辱智商的理由毀約，一方面又坐地起價和大幅漲價。同樣的民宿、同樣的房間、同樣的時間，不同的是高不可攀的價格。

民宿毀約底氣來自收益

為什么民宿旅館毀約得如此有底氣？主要原因是可能的收益遠遠超過了毀約的成本。

從單次角度看，即便因毀約民宿旅館按照約定做出了賠償，或者支付了違約金，但是這些和節假日期間狂漲的房價相比，顯得力度不足，并不能有效勸阻毀約的行為。

盡管有些平臺對毀約行為也有降低流量的處罰，在一定時期內會降低民宿旅館的收益，但就效果看也是較為有限的。

再加上多平臺、多渠道引流是民宿旅館常見的經營模式，不同平臺和渠道的處理方式也存在明顯差異，民宿旅館可以較為容易地從中找到回避和減輕損失的機會。從目前的表現看，毀約民宿旅館的損失遠遠少于表面情況。

遭遇毀約游客面臨的困境

游客遭遇到毀約時常常感到某種無助感。與民宿旅館經營者的理論和與平臺的交涉，并不總是輕松愉快。

一些游客可能抱著及時止損的心態，不愿意經歷很可能不愉快的交流。即便一些游客鼓起勇氣去維護自己的權益，但也少不了情緒緊張，精神應激，有心無力，最終也可能是得過且過和不了了之。

當然，游客可以向平臺求助。平臺對此有明確的處理規則，但在保障游客權益時并不盡如人意。

一個原因是，平臺與民宿旅館一樣，同樣是市場主體。平臺維護形象，通過提升用戶滿意度來提高競爭力的考慮最終都落腳在利益和成本的權衡上，在處理相關糾紛的時候考慮太多，兩難糾結之處在所難免。

更何況平臺和民宿旅館更多的是市場主體之間的一些約定，合則留，不合則去，就維護游客權益而言，效果難說滿意。

游客當然也可以向相關管理部門求助。但是由誰處理，依據什么處理等重要方面至今有點模糊不清。

民宿行業涉及市場監督、治安、消防、衛生、旅游等多個領域，對于民宿的監督管理還沒有形成聯合聯動機制。監管主體模糊不清，多部門之間權責不清。即使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內部，也存在相當多未確定的情況。如此不僅影響了解決問題的效率，也影響了游客在遭遇毀約時積極向監管部門求助的信心。

游客的無助感，還來源于相關知識的缺乏和求助的成本過高。如果是專業的法律工作者，在遭遇毀約時，更有心理的優勢，也擁有豐富的資源。

但更多的情況是，向什么方面求助，有哪些法律法規可以援引，是否有經濟便捷的專業幫助，面對這些問題，旅游者往往都心里無數，傾向于將維權難度和成本又向上提那么幾分，更可能選擇放棄求助。這種情況反過來又助長了某些民宿旅館毀約的有恃無恐。

如何治理毀約亂象

疫情三年，包括民宿在內的住宿接待行業的經營者確實經歷了極大的壓力。在市場轉暖的當下盡快地“回血”，這種想法無可厚非。

但通過巧立名目毀約“回血”，委實不可取。對于行業經營者和平臺，如此的做法，或者破壞了游客享受民宿的心情，短期可能有更多收益，長期只能是更大的損害。或者對于堅守信諾的民宿旅館是一種不公平，長期來看存在著“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

無論哪種，其實都是涸澤而漁和殺雞取卵的行為，都不可取。對此，行業經營者和平臺不妨將眼光放長遠一點，管理好自己的預期，擦亮和珍惜自己的品牌，賺合理長久的錢才是正途。

民宿毀約的盛行，其實也在呼喚更有效的行業管理。制度的完善優化和管理部門的積極作為都不能少。在預案、引導、規范和行動上都要有更大的動靜。

其實，在解決相關住宿接待需求問題方面有些地方已經開始了嘗試。比如“五一”前，景德鎮市市場監管局聯合市發改委、市文旅局召開酒店賓館行業價格行為提醒告誡會。景德鎮城區42家酒店經營者也簽訂了價格誠信承諾書。這種做法也完全可以借鑒到民宿行業。

當然，對于管理部門，可能還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做。比如，普及維權知識和相關信息，提升投訴和游客權益保障的可及性，減少游客的維權成本。

在加大對行業不法行業處罰力度的同時，鼓勵守法誠信民宿旅館，為其注入更多的推廣資源和扶持政策。

更明確地指引平臺強化對游客利益的保護，開展對民宿旅館異常行為的監測，推動平臺間共享維權信息。還可以考慮引入社會力量為游客維權提供法律等方面的適時援助等。

在經濟復蘇的關鍵時期，這些工作扎實做下去，才能助力民宿等住宿接待行業規范發展起來，成為旅游市場的“新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