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范一飛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應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黨委委員、副局長張福生涉嫌嚴重違紀違法；遼寧省沈陽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付忠偉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紀國剛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吉林省政協原副主席張曉霈涉嫌嚴重違紀違法，主動投案；貴州省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周建琨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李春生涉嫌嚴重違紀違法，主動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黨的二十大閉幕后，一個多月時間連打“七虎”，宣示著黨中央打贏反腐敗斗爭攻堅戰持久戰的決心堅如磐石，釋放了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的強烈信號。

腐敗問題對黨的執政基礎破壞力最大、殺傷力也最大，是最容易顛覆政權的問題，是黨面臨的最大威脅。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是堅持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是黨自我革命必須長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

腐敗是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敗問題產生的土壤和條件，反腐敗斗爭就一刻不能停，必須永遠吹沖鋒號。堅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以零容忍態度反腐懲惡，決不姑息。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上的重要講話

全面從嚴治黨是新時代黨的自我革命的偉大實踐，反腐敗斗爭是其中關鍵一役。黨的二十大作出重大論斷，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領導我們黨開展了史無前例的反腐敗斗爭，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四億”的使命擔當祛疴治亂，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打虎”“拍蠅”“獵狐”多管齊下，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消除了黨、國家、軍隊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確保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幸福。

劉碩（中國紀檢監察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領導開展了史無前例、力度空前的反腐敗斗爭，取得非常卓著的成效，但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對腐敗問題的頑固性、危害性絕不能低估。黨中央對反腐敗斗爭形勢的總體判斷是兩個方面：一個是“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一個是“形勢依然嚴峻復雜”。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將長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將長期存在，鏟除腐敗滋生蔓延的土壤任務仍然十分艱巨。那么這樣一個判斷，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嚴峻復雜考驗的冷靜清醒，也彰顯了永遠在路上的戰略定力。

黨的二十大著眼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對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堅決打贏反腐敗斗爭攻堅戰持久戰作出戰略部署。必須堅持嚴的基調不動搖，堅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同時發力、同向發力、綜合發力，保持反對和懲治腐敗的強大力量常在，以零容忍態度反腐懲惡，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堅定不移將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

甘榮坤（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太對不起組織了，覺得非常自責、非常內疚。

甘榮坤，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曾長期在海關系統工作，先后任湖北省副省長，黑龍江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2021年5月被立案審查調查。

楊瑩（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甘榮坤在黨的十八大之后的（涉嫌）受賄金額占到了他（涉嫌）受賄總額的70%以上，知法違法，干預司法，收受巨額財物，可以說是不收斂不收手的典型，而且也是司法腐敗、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交織的典型。

甘榮坤的貪腐，在海關系統任職時就已經開始。當時負責基建工程的他常與建筑行業的老板們一起吃喝玩樂，在這個過程中，他逐漸嗜賭成癮，這也成為了老板們“綁定”他的繩索。

楊瑩：甘榮坤只要一上了賭桌，整個人就跟打了雞血一樣不知疲倦，曾經連賭兩天兩夜，輸了幾百萬。所以老板就投其所好，在他身邊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小的賭友圈子，會先替他安排好賭局，再為他提供賭資，全程陪同。

2002年到2018年，甘榮坤在商人老板陪同下，以多種方式賭博，在最瘋狂的階段，他通過與境外賭場連線玩百家樂、網上下注賭球以及“斗地主”等方式連續賭博，欠下巨額賭債，除找老板代付外，甚至不得不將受賄的一套房子賣掉還債。在因公出國出境期間，他多次偷偷跑到當地賭場大肆賭博，輸了老板買單，贏了自己拿走，輸贏數額累計上千萬元。

黨的十八大后，甘榮坤仍然剎不住貪腐的“慣性”。他在湖北、黑龍江、河南等地任職期間，為多名老板在案件處理、工程承攬、企業經營等多方面提供幫助，非法收受巨額財物。

甘榮坤：收斂收手收不住，還是有個慣性的問題，已經到了利令智昏了，喪心病狂或者肆無忌憚的這種程度。

尤為惡劣的是，甘榮坤在擔任黑龍江、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期間，違規插手干預案件，以案謀私。一方面私下打招呼，一方面在正常工作程序中夾帶私貨。

甘榮坤：信訪的方式，人民來信，把信轉過去，我這個批示下去都是正常渠道，就是披著合法的外衣背后有權錢交易。

政法委批轉來信來訪，本是督促群眾訴求得到重視的一種渠道，甘榮坤的批轉卻包裹著老板的請托。他讓一些老板把“申訴信”寄來，他寫上幾句批示，再轉給相應執法司法機關。省政法委書記親自批轉的信訪件，相應機關自然不能不重視，同時要反饋解決情況，甘榮坤接下來就通過口頭作指示、召開協調會等方式，以工作之名滿足老板們的請托。

楊瑩：他所謂的這些批示，實際上都是帶有明顯的個人傾向，這種信訪件的批轉、開會的協調督辦，包括一些口頭的指示，看起來都是正常地推動工作，但實際上是和不法商人沆瀣一氣干預司法。

一般情況下，甘榮坤更愿意插手經濟糾紛類的民事案件，在他看來，這類案件不像刑事案件那么敏感，相對更“安全”。但如果老板奉上巨額財物，他也會鋌而走險。一位劉姓商人，認識甘榮坤后還沒請他辦事，先“豪爽”地送上了一千萬元。不久后，甘榮坤從北京坐高鐵回河南，一上車就赫然發現，劉姓商人已經在車廂里“恭候”。

甘榮坤：他不知道從哪打聽到我的高鐵（車次）信息，他買到我一個車廂里頭，我說你怎么知道我坐這個？他說領導就不要管這個了，有個急事找你，我一個侄子被弄進去了。

劉姓商人告訴甘榮坤，自己侄子在洛陽被公安機關拘留，希望他幫忙撈人。甘榮坤知道，干預刑事案件影響格外惡劣，心里并不太情愿。

甘榮坤：當時我覺得這個事太敏感，我也不太想管，但是也考慮到他給我送了那么多錢，我說明天再說吧，我就給他推。他說不用，婁會峰是洛陽的政法委書記，我一會兒把電話撥通，你跟他說一句就行了。 

對于領導干部和公職人員來說，從收人錢財的那一刻開始，就已經出售了自我的控制權。在這趟高速列車上，坐在劉老板身邊的甘榮坤，只能被裹挾向前。盡管他想要推托，劉老板還是當場撥通了時任洛陽市政法委書記婁會峰的電話，遞到了他手里。

婁會峰（河南省洛陽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那個老板直接打給我的，他上來第一句話就說婁書記，甘書記和你講話。（甘榮坤說），你能不能協調一下，人放了，很直接。

婁會峰把招呼一級級打下去，劉老板的侄子第二天就被違規釋放。如今婁會峰已被立案審查調查，這件事自然也是他的違紀違法情節之一，各級相關違紀違法人員都為此付出了相應代價。

楊瑩：查處刑事案件必須遵循罪刑法定原則，但是甘榮坤作為省委政法委書記，僅僅憑借一支筆、一個電話，化大為小、化有為無，對當地的司法環境和政治生態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也帶壞了一批干部。

越到后期，甘榮坤越來越用權任性。從民事糾紛到刑事案件，從本省到外省，從政法系統到其他系統，甘榮坤幫老板打招呼謀利的范圍越來越廣，收的財物也越來越多，到落馬時，已收受財物1.66億余元。黨的十九大之后，黨中央在全國開展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甘榮坤仍然膽大妄為，被留置前一個月，還在跨系統幫助劉姓商人協調銀行貸款事項。他自認為在政法口工作多年，對違法犯罪手段“見多識廣”，幻想可以瞞天過海。

甘榮坤：心思花在什么上面呢？花在隱瞞自己的犯罪事實。你再手法隱蔽，始終會露出馬腳，露出蛛絲馬跡，最后被查處，這是我被立案審查之后切身的體會。

甘榮坤自以為手法隱蔽，然而，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已經陸續從多方面收到了關于他的問題線索，經過分析找準了突破口。

2021年5月31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對甘榮坤采取留置措施。那一天，甘榮坤人在北京，正準備坐高鐵回河南，他沒有想到，這次他沒有機會再上車了。在站臺上，他幾十年瘋狂的貪腐之旅走到了終點。

甘榮坤：到了西站，大概還有十來分鐘（發車），我就（在）站臺上去抽煙，煙掏出來還沒點著呢，這時候專案組來了，來了他們說，中央決定對你采取留置措施審查調查。也是覺得確實沒有后悔藥，還是把金錢看得太重，所以走上了邪路，也是走上了人生的不歸路。

甘榮坤成為了在政法系統教育整頓中第一個落馬的省部級干部，此后又有多名政法系統領導干部相繼被查。紀檢監察機關立足職責職能，既查處案件形成震懾，又深入剖析政法領域腐敗特點，推動相應部門積極整改、建章立制。

楊瑩：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我們嚴肅地查處甘榮坤案件，推動相關的地方從這個案件中查找突出問題，進行深入整改，也是鞏固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的成果，最終目的就是為了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

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黨，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黨始終堅持人民群眾反對什么、痛恨什么，就堅決防范和糾正什么，始終把維護群眾利益放在突出位置。黨中央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把整治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作為正風反腐重中之重，因地制宜，精準施治，深入治理民生領域的“微腐敗”、妨礙惠民政策落實的“絆腳石”，專項整治漠視侵害群眾利益問題，以實際成效贏得群眾支持和信賴。

回智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二級巡視員）：“蒼蠅”成群，其害如虎。群眾對“蠅貪”有切膚之痛，感受最深、反映最強烈，可以說是深惡痛絕。不論是“老虎”還是“蒼蠅”，不論是“大腐敗”還是“微腐敗”，都必須重拳出擊、堅決糾治，決不能讓“微腐敗”變成啃食群眾利益的“大禍害”，揮霍群眾對黨的信任和認同，腐蝕黨的執政根基。

黨的二十大再次強調，堅決懲治群眾身邊的“蠅貪”。這就要求聚焦黨中央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各項政策落實，嚴肅查處就業創業、教育醫療、養老社保、生態環保、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安全、執法司法等領域中貪污侵占、截留挪用、虛報冒領、吃拿卡要等行為；緊盯鄉村振興領域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強化整治，維護群眾權益；推動“打傘破網”常態化機制化，深挖細查黑惡案件背后腐敗和“保護傘”，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不斷增強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泗縣位于安徽省東北部，近幾年縣城建設高速發展，有不少老舊城區、棚戶區陸續搬遷改造。泗縣紀委監委立足職責職能，加強對廉政風險點的監督，發現查處了一起典型的征地拆遷領域腐敗窩案。

張杰（安徽省泗縣紀委常委、縣委巡察辦主任）：一開始的時候，社會上對征遷工作有不少負面反映，縣委掌握了這些消息，立即啟動了對房屋征收管理中心的巡察工作。

縣委巡察組進駐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大量調閱檔案資料，發現其下屬的拆遷事務六所提供的檔案混亂不全，而且有明顯篡改痕跡，進一步了解，更是看出其中一些房屋情況與補償條件嚴重不相符。巡察組繼而走街串巷，不少群眾反映該所工作人員收錢索賄，送錢的就能獲得更多補償。

宋華久（安徽省泗縣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很多群眾也反映，他們所收了這部分人錢，給這部分人多賠，大多數老百姓對這種行為還都是很痛恨的，因為這種行為造成一種不公平，你送錢了你能夠多得，我作為一個遵紀守法的，相對別人來講，我反而吃虧了。

縣紀委監委接到巡察組移交的線索后，立即成立專案組展開核查，發現拆遷六所的所長王紅衛，副所長張松、馬成齊，檔案管理員端曉偉等四人都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王紅衛（安徽省泗縣拆遷事務六所原所長）：在拆遷過程中，所長權力都是比較大的，有機會去自己搞一下違法亂紀的事情，沒有敬畏法律。

端曉偉（安徽省泗縣拆遷事務六所原檔案管理員）：我們損害的是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信任，這個東西不是拿錢能衡量，多少錢都買不回來的。

在四人當中，拆遷六所原所長王紅衛情節最為嚴重。從2016年擔任所長以來，他收受近80人的好處，總金額達260多萬元。

王紅衛：一步一步地，漸漸地膽子越來越大了，收的也越來越多了。

拆遷所所長看似是個小官，但權力變現的空間卻著實不小。王紅衛權錢交易的手段五花八門，包括違規分戶、違規更名、虛增面積、將違建算成合法面積、多算裝潢附屬物補償等。他不僅接受請托收錢，還主動開口索賄。

拆遷戶：他講準備給我分成兩戶，我說多少錢夠，（他說）兩三萬塊錢。

拆遷戶：改一個名字，他說改名字也不好改，但是改了那得一萬五到兩萬塊錢。

拆遷戶：他提出來了，你給他好處，他給你多賠點。

王紅衛根據辦事大小，明目張膽收錢，從幾千塊到十來萬不等，還收受大量禮品，煙酒茶、土特產、服裝、購物卡，一概來者不拒。對群眾的合法權益、合理訴求，他同樣吃拿卡要，將手中權力用到了極致，讓一些群眾深感憤怒。

姚喜（拆遷戶）：沒有辦法，因為我母親生病急需要房，然后就找他，做手術期間，因為（母親）是肺癌，就不管了，講你給他送點卡，送五千塊錢（超市購物）卡，然后交給他，后期也沒給選房。

拆遷六所出現的腐敗窩案，王紅衛作為“一把手”不僅帶頭貪腐，還帶壞了下屬。兩名副所長中，張松在王紅衛治下深感如魚得水，幾年下來收受財物上百萬元。馬成齊則有所不同，起初并不想越界。

林波（安徽省泗縣紀委監委工作人員）：立案四個人，馬成齊是唯一一個投案自首的，他是一個很矛盾的心理，第一方面他知道那樣很危險，會讓自己陷入萬劫不復，另一方面他又眼紅這些東西，所以他很糾結。

馬成齊（安徽省泗縣拆遷事務六所原副所長）：這幾年，原來張松開了起亞車，緊接著幾個地塊一拆，變成奧迪了，這些我肯定是看到了，他們原來抽20多塊錢的煙，（后來）抽40多，到我這炫耀一下子，我或多或少受他們一點點影響。

到2019年，馬成齊經不住誘惑開始收受財物，堤壩一旦開了口子，就一潰千里，最終他受賄金額超過50萬元。

馬成齊：最后一刻沒有守住，沒有保住底線。也就是永遠去不掉的痛，永遠這個污點在自己身上。

檔案管理員端曉偉則是2017年大學畢業進入拆遷六所工作。一到單位，王紅衛就布置他改檔案、做手腳，剛出校門的端曉偉心情十分復雜。

端曉偉：那時候我心里面有一種排斥，我就想干好我的工作，但是我又考慮到剛上班，如果領導安排事情你不做的話，以后對自己前途，或者是職場生涯可能有影響。

王紅衛布置端曉偉違規辦事的時候，也主動會分給他好處費，不斷給他灌輸貪腐經。時間一長，端曉偉也漸漸在誘惑面前敗下陣來，開始和王紅衛同流合污。 

端曉偉：點錢的時候，給我的時候，其實還是有一定吸引力，挺誘惑。（說你）收著，沒有事，領導給就拿著吧，后來我們就慢慢也就裝上了。

調查發現，王紅衛在拆遷六所一手遮天，一個地塊從丈量面積到決定補償方案、選房結算全流程，基本上由他說了算，房屋征收管理中心作為上級單位，也未認真履行監督審核職責。

郭旭峰（安徽省泗縣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副主任）：我們中心監管也是不到位的，只是注重我們拆遷的速度問題，在制度上面，制度約束上面，或者是制度的健全完善上面，有所忽略，可能也存在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這種情況。

案件查清后，縣紀委監委約談了中心負責人，明確指出該單位及相關人員在制度上、管理上、政績觀上存在的多方面問題，要求深刻反思、認真整改。

張杰：把不該賠的賠了，不該給的給了，當時看他這種推進得好像很快，但是他留下的后遺癥是非常大的，因為他的征遷，他這個快是建立在不公平、不公正的基礎上的，如果都用這種濫用權力這樣一種方式來推動工作，那造成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這種危害，在拆遷六所后期負責的地塊中其實已經反映出來。由于在之前地塊的肆意妄為，群眾中風傳老實人會吃虧，拆遷工作逐漸變得越來越難，部分拆遷戶訴求越來越高，惡性循環開始顯現。

端曉偉：后面再做這個事情的時候，他（群眾）不信任我們了，再多的利益，他心里面總感覺別人家可能會比我更多，他都不相信，那時候我有時候就在想，我們工作中，確實是我們自己造成這種結果。

2021年6月，王紅衛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6個月，其余三人也分別受到相應的紀法處理。泗縣紀委監委向房屋征收管理中心、縣財政局、審計局共發出四份紀檢監察建議書，督促相關部門切實完善制度、加強監管，在全縣公布該案的查處情況，推動糾正征地拆遷領域的歪風邪氣。

人民群眾最痛恨腐敗，腐敗問題對黨的執政基礎破壞力最大、殺傷力最大。黨的二十大報告深刻分析腐敗滋生的原因，闡明我們黨與腐敗水火不容的鮮明立場，強調反腐敗斗爭一刻不能停，必須永遠吹沖鋒號。要深化整治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領域腐敗，堅持系統施治、標本兼治，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懲治震懾、制度約束、提高覺悟一體發力。

孫松濤（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案管室副主任）：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我們黨深刻洞察腐敗發生的原因、機理、演變規律，在新時代反腐敗斗爭中逐步形成的方針方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不敢”是前提，“不能”是關鍵，“不想”是根本。貫徹好這個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的總的方略，必須深化標本兼治、綜合施治，使嚴厲懲治、規范權力、教育引導緊密結合、協調聯動，不斷提高治理腐敗的成效。

【案例：山西省地方金融領域腐敗專案】

近年來，一場地方金融領域的反腐風暴震動山西，案件涉及山西省農村信用社、城市商業銀行、駐晉銀行、金融監管部門和金融企業等多個系統，縱跨省市縣三級，波及11個市、50多個縣（市、區），共立案審查調查涉案人員168名，其中公職人員130人，廳級干部10名，處級干部48名，最終有122人受到黨紀政務處分并被移送司法機關。其中，涉案金額在5000萬元以上的12人，涉案金額1億元以上的8人。查處力度空前的同時，也對山西省金融業的政治生態、行業生態進行了一次全方位凈化、深層次治理。

王鵬（山西省紀委副書記、監委副主任、專案組組長）：我們還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揪出一批金融領域的“蛀蟲”和監管的“內鬼”，保證了我們金融機構的平穩運行，收回處置這些不良資產、風險資產1700多億元，確保了我們山西經濟社會發展健康有序。

這場地方金融領域反腐風暴的啟動，源于不法企業“德御系”引發的金融風險事件。位于山西省晉中市的這座城堡，是“德御系”曾經的大本營，它的實際控制人田文軍早年以搞農業、糧油起家，2006年成立融資擔保公司，隨后又注冊、收購了60余家公司，鼎盛時在中外資本市場上控制著7家上市公司。如今，這個曾經龐大的“商業帝國”已經土崩瓦解，它貌似浮華氣派的外表，其實是建立在資本的泡沫之上；陳列室里供外界參觀的“實業產品”“規劃遠景”，只是精心粉飾的假面。它旗下的少量實體產業實質上只是幌子，真正的逐利模式，就是違規從金融機構套出錢來，再投入資本市場運作。多年來，“德御系”從山西省多家農信社、城商行等金融機構違規融資貸款達兩千多億元。2017年，“德御系”長期違規圈錢被戳破，資金鏈斷裂，帶來地方重大金融風險積聚。山西省委統籌懲治金融腐敗和維護金融安全，省紀委監委成立專案組，在山西打響一場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遭遇戰、攻堅戰。

王鵬：幾百億的不良，或者逾期還不上貸款。那么如果一旦爆發，對我們來說是重大的金融災難了。省委提出要求，要嚴查金融風險背后的腐敗問題，提出要務必清倉見底、除惡務盡。

隨著調查深入，山西省地方金融領域腐敗的蓋子逐步被揭開。“德御系”債務風險形成的過程中，幾乎每個環節都有腐敗分子與不法商人內外勾結。其中，多家農信社和城商行是腐敗重災區，共20名公職人員收受“德御系”財物，總額達兩個多億，包括多名“一把手”。

曹雙馬（榆次農村商業銀行原董事長）：收了人家的，做事的時候就手軟了，可能條件無形當中就會放松了。

榆次農商行原董事長曹雙馬收受“德御系”賄賂1725萬元，為“德御系”多筆違規融資貸款大開綠燈。從2010年1月起，“德御系”在該行通過資金業務、票據業務、信托業務等多種方式違規融資貸款108筆，總額達29.87億元。專案組審查相關資料時發現，“德御系”多處嚴重造假，但凡銀行真正按程序把關，這些融資貸款就不可能獲得通過。

張宏業（專案組成員、審計專家）：為了規避銀監會授信集中度的監管，那么他就成立若干個企業，用若干個企業互相擔保，互相再編織一些虛假會計報表滿足銀行的信貸條件。那么一個企業能貸200萬，十個企業就能貸出2000萬。

造假是“德御系”的一大法寶，它設有一個所謂的技術處，這里炮制的假公章就有上千枚，從這里查獲的偽造文書材料竟重達十幾噸。與造假配套使用的另一個法寶就是圍獵。當銀行主要負責人已經成了被金錢俘獲的獵物，自然就不會去捅破“德御系”虛假的“窗戶紙”。

曹雙馬：說實話一般我們不去企業的，其實他造假我們應該去實地考察，一看就清楚了。領導說了要給貸款了，下面可能手續就放松了，門檻也就降低了。

從2011年至2016年，“德御系”就是通過這種模式，陸續綁架了多家農信社基層行社和城商行，以多家關聯企業為掩護，以資管計劃、理財信托、票據業務等高風險業務方式，不斷瘋狂違規融資。“德御系”之所以瞄準地方基層行社來運作，正是因為看準了這類小法人金融機構“一把手”獨大，權力高度集中，監管嚴重缺失。

張曉麗（時任山西省紀委監委第十審查調查室主任、專案組副組長）：（縣級）農信社是小法人，自己說了算，它不需要通過市一級審批，或者省一級審批，統一的問題就是“一把手”權力過大，“一把手”絕對權威說了算，但是同時監督體系和監管又對他們特別地弱。

調查發現，基層行社內控機制失靈，而山西省農信聯社作為省一級管理機構，也未能進行有效監管。2017年，省聯社開發了一套資金運營管理系統，要求全省資金業務流轉、審批都必須通過該系統辦理。大數額、高風險業務必須經省級把關。“德御系”的一些違規業務，是無法通過系統關口的，于是，他們把手握該系統閘門主管權的史琴芬鎖定為又一個圍獵目標。

史琴芬（山西省聯社資金營運中心原主任）：（田文軍）他就說起來，孩子畢業了嗎？找到工作了沒？我說還沒，（他說）去我上市公司去工作去吧，他說我們公司每年都會有引進人才，會有一些解決（北京）戶口的這個名額，（我說）那就先去你那，去他那確實給孩子解決了戶口。

史琴芬“投桃報李”，為田文軍打開了系統的后門。經她批準，開放系統端口，改寫業務數據，幫助“德御系”關聯企業完成續作和新增資金業務71筆，金額高達264億余元，造成債務違約金額達68億余元。

薛建業（時任山西省紀委監委第十審查調查室副主任）：開發一個系統就是為了內控，因為她和田文軍有利益輸送，不但沒有化解風險，（反而）成了風險制造者、助推者。

山西省聯社領導班子的多名成員，也都對風險形成負有重大責任。省聯社原黨委書記、理事長崔聯會，原黨委副書記、副理事長、主任邢亮喜，原黨委專職副書記、副理事長王忠澤等多名領導班子成員和中層干部都被查出嚴重違紀違法問題。

崔聯會（山西省聯社原黨委書記、理事長）：我自己感覺到慚愧，我感覺到對不起他們，就是這支隊伍我沒有帶好，把他們都帶到這里面來了。

崔聯會、邢亮喜和王忠澤都不僅收受多家企業賄賂，還收受多名基層行社負責人的財物，在職務晉升上為他們提供幫助，使得下撈上供、跑官買官的歪風在山西農信系統大行其道，整個系統政治生態受到嚴重污染。而當風險開始顯現，他們考慮的，首先是掩蓋問題、推卸責任。

張曉麗：省聯社不想在自己手里“爆雷”，反正我這塊不要爆雷，這個月還不上（基層行社貸款），就拿下一筆款來補上它，下一個月再拿另一筆款補上它，他們為了掩蓋住事實，一步一步往里面再增加風險。

邢亮喜（山西省聯社原黨委副書記、副理事長、主任）：幾百個億誰能承擔得起，多少個信用社就面臨著倒閉破產，面臨著開不了門了，大家的心態，只能是靠時間來換空間。

所謂靠時間來換空間，其實就是允許基層行社不斷為“德御系”違規續作，幫助它借新債還舊債，挖新坑補舊坑。“德御系”債務風險爆發后，省聯社多名高層和中層干部曾多次批準開放端口，為“德御系”違規續作放行，導致其違規融資貸款范圍擴散到數十家基層行社，風險敞口進一步擴大。

王忠澤（山西省聯社原專職黨委副書記、副理事長）：我們的制度制定了不去執行，因為有風險，所以我們就扒開制度的籬笆，把整個金融系統害掉。

和省農信社系統相比，城市商業銀行相對獨立性更強，對“一把手”權力監管制衡的機制更為薄弱，也因此成為“德御系”違規融資導致金融風險積累的重災區，原陽泉市商業銀行就是典型。該行原黨委書記、董事長李首明先后收受田文軍賄賂6000萬元，原黨委副書記、行長趙建濤更是田文軍培植的代理人。2016年，時任副行長的趙建濤準備競聘行長，提出需要花錢“打點”，田文軍當即表示鼎力支持。

趙建濤（原陽泉市商業銀行黨委副書記、行長）：給我送了1800萬。我當時想當這個行長，（田文軍）當時就同意，他說很好，我也大力支持你當這個行長。

各遂心愿的李首明和趙建濤，共同為田文軍打開了資金的閘門，先后為“德御系”關聯企業累計違規融資上百億元。

薛建業：李首明和趙建濤兩個人幾乎成了行賄場上的哥倆好，有什么事情兩人共同商量，有什么好處共同分，他們就把銀行作為自己家，把貸款作為他們自己獲取利益的一個途徑。個人決策代替了規章制度，個人決策代替了流程程序，個人決策代替了集體研究。

趙建濤非法收受賄賂高達1.4億余元，在多地大肆置辦房產，在陽泉蓋的一套別墅就達到2000多平米。當資金的守門人為一己私利甘當不法企業的馬前卒，銀行防范風險的制度圍欄也就全部洞開，“德御系”想要多少資金就放多少，既給銀行埋下了巨大的金融風險，其實也給自己埋下了終究會“爆雷”的人生風險。趙建濤的別墅剛剛建好，還沒來得及入住就被留置，露臺上經風水師指點專門布置的巨大“靠山石”，如今看起來像是一種諷刺。

趙建濤：搬石頭砸自己的腳，不要重蹈我這個覆轍，不要走我這個路子，現在想起來確實非常懊悔和痛恨自己，怎么成了今天的樣子。

2017年，國家審計署審計發現陽泉市商業銀行違規經營票據業務問題，中國銀監會要求山西銀監局沒收該銀行2000余萬元非法所得，并對其董事長個人罰款50萬元、吊銷執業資格，對該行違規業務認真整治。這本是一次深入調查、發現問題的機會。然而，李首明為逃避處罰，打聽到時任山西銀監局黨委書記、局長張安順有個退休后開茶樓的愿望，就送給張安順500萬元用于開辦茶樓。

李首明（原陽泉市商業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整個一層，挺大的一個茶館，通過張安順的一個朋友，私下里讓他跟他說這個事，讓他給努努力，把這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張安順納賄之后，擅自將處罰降為對銀行罰款100萬元，對李首明個人罰款10萬元就草草了事。

張安順（原中國銀監會山西監管局黨委書記、局長）：所以什么叫圍獵，投其所好嘛，你說過你想弄個茶館，他就給你搞個茶館。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就是說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要要，不要拿，正正派派做人，干干凈凈做事。

專案組歷時15個月，從金融機構到監管部門，查處涉案公職人員違紀違法所得總金額達27.89億元，追繳涉案財物、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資產共計76.73億元。在懲治腐敗的同時，專案組同步推進以案促改促治，及時發出多份紀檢監察建議，督促立行立改。

王鵬：案件一開始就是把一體推進“三不腐”思路理念貫穿全案的始終，懲治腐敗、維護穩定；化解風險、挽回損失；促進改革、凈化生態；同步推進、相輔相成。

山西省紀委監委既挖“碩鼠”又護“玉盤”，推動山西多家金融機構清收、處置和化解不良資產，最大限度回籠了資金，實現了政治效果、紀法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針對此案暴露出的“小法人”體制機制等弊端，向金融機構提出深化改革建議，督促其完善法人治理和內控體系，促進16家農信社機構完成改制，推動5家市級城商行順利改革重組山西銀行，推動全省農信系統和山西銀行建立健全各類制度機制200余項，進一步從源頭上封堵金融腐敗的漏洞。就此案的深刻教訓，山西省深入開展警示教育，涵養清廉金融文化。

歷史和現實反復告誡我們，腐敗這個黨執政的最大風險仍然存在，反腐敗容不得任何松懈。同腐敗的較量就是一場殊死搏斗，只能進、絕不能退，只能贏、絕不能輸，必須始終保持正視問題的勇氣和刀刃向內的堅定，堅決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肅清流毒，確保黨永遠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全黨必須牢記，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決不能有松勁歇腳、疲勞厭戰的情緒，必須持之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在黨。要把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場偉大社會革命進行好，我們黨就必須勇于進行自我革命，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黨的二十大擘畫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面對新征程上的新挑戰新考驗，我們必須高度警省，永遠保持趕考的清醒和謹慎，馳而不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不斷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中塑造我們黨長期執政的領導能力和制度優勢，使百年大黨在自我革命中不斷煥發蓬勃生機，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始終成為中國人民最可靠、最堅強的主心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