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8月27日，美國情報機構90天新冠病毒溯源報告摘要“出爐”，不出所料，草草的498字，對于新冠病毒的起源依然沒有定論。為什么要用情報部門進行病毒溯源？從事病毒溯源工作的美國科學家為何收到死亡威脅？報告出來前，譚主找到了美國歷史最為悠久的公共衛生學院之一——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和院長斯滕·維爾蒙德博士聊了聊，作為世界頂尖傳染病流行病學家，想看看他對美國政府種種怪異舉動的看法。從五月份以來的持續交流中，維爾蒙德博士反復呼吁、強調的就是一句話，要用科學而非政治來應對危機，因為“科學永遠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斯滕·維爾蒙德 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譚主：針對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第一階段溯源結果，美國隨即要求情報界（IC）對世衛組織的溯源報告進行內部評估，美國為什么要用情報機構進行病毒溯源？設置90天的調查反饋期限有科學依據嗎？

斯滕·維爾蒙德：情報界，如中央情報局（CIA）是專注于政治、文化和經濟領域的調查機構，但他們沒有實質性的公共衛生和病毒學實驗室科學能力。因此，我認為這是一種出于政治目的而非醫學目的的反應，因為來自美國國內的政治壓力太大了。大家都想知道病毒是從哪兒來的，美國政府也想知道，但我覺得情報界是最不可能在這件事上為我們提供任何線索或警示的部門。世界衛生組織、美國疾控中心、中國疾控中心和其他全球合作伙伴深入了解這個問題會更有意義。在我看來，科學家們在這件事情上一定會比情報機構做得更好。

譚主：現在關于病毒溯源，越來越多的線索和疑問，已經指向美國。現在全球有超過2500萬人在呼吁對美國德特里克堡展開調查，美國政府會回應這樣的民意，并同意對德特里克堡進行調查嗎？

斯滕·維爾蒙德：包括美國在內，世界各地的實驗室都發生過泄漏事故，美國疾控中心報告過實驗室泄漏事故，德特里克堡是軍方的實驗室，包括一些大學和科研機構也發生過泄漏，這是一件在全球都普遍發生的事情。所以我們需要警醒，需要更規范的實驗室操作來降低任何情況下發生意外的風險。從醫學和科學的角度來說，需要從多個層面采取措施，把實驗室事故發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越是致命的病毒，越應嚴加防范。

譚主：對新冠病毒溯源問題的討論中，一直充斥著政治化的雜音和干擾。可否請您從傳染病流行病學家的角度，幫助我們排除雜音，指出病毒溯源真正切實可行的路徑。

斯滕·維爾蒙德：我認為調查新冠病毒起源是一件好事，但不幸的是，現在這個問題被政治化了，全球公共衛生已成為一場政治足球，被踢來踢去以試圖獲得政治優勢，我確實也有同樣的憂慮。

我不明白為什么我們必須為了政治問題而把人們的生命當作工具。如果 1950年代的冷戰高峰時期美蘇兩國尚且可以為戰勝天花而開展合作，那么一切皆有可能。在公共衛生、醫學和護理等學科中，我認識的每個人都同意我的觀點。

當前，我們應該匯聚全球頂尖科學家的力量，讓生物學家、流行病學家、統計學家、建模專家、實驗室安全專家、院感專家、飲食偏好專家，全球人口和動物流動專家等組成最好的隊伍，來徹底調查起源，并盡最大努力找出這種特殊的冠狀病毒在哺乳動物中的存在狀況，再看看實驗室污染會有什么風險。因為實驗室安全問題在科學的語境下，是所有這些研究中合理而必要的一環。但至于那種純粹的推測，認為病毒是從武漢實驗室泄漏的說法，并沒有任何證據。總之，由科研人員做一些真正的研究，而不是只是說說而已，讓全球范圍的科學家合作來找到源頭，我認為人們必須這樣做。這是我的觀點。

譚主：美國非營利組織生態健康聯盟主席彼得·達扎克先生參與了一月份世衛組織在武漢的第一階段溯源研究。我們從美國媒體上了解到，回到美國后，他因為支持新冠病毒的“自然起源論”而受到死亡威脅。您是否也因美國政府在溯源問題上的政治化立場，而感受到同樣的壓力？

斯滕·維爾蒙德：你問了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當前的美國是高度政治化的。這讓人想起內戰之前19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美國的極端兩極化。而與我年輕時相比情況也非常不同，當時有自由主義者，有共和黨人，有溫和派，而現在似乎有更多的人處于兩個極端，導致文明的討論都很少。

我的確收到過仇恨郵件。一旦我在公開場合表達觀點，就會收到仇恨郵件。福奇博士，美國傳染病領域的主要領導者之一，也收到過死亡威脅。但以前不會這樣，我想這是近年才出現的情況。

我們處在十分不良的氛圍中，我不知道死亡威脅是否是真實的，還是只是躲在互聯網社交媒體上的人試圖恐嚇我們的手段。但是，當我收到那些仇恨郵件時，我沒有被嚇倒。它反而激勵我更堅定地說出自己的觀點，我堅持以證據為基礎的公共衛生和醫學方法，因為這是我作為決策者和傳染病流行病學家的工作。

譚主：德爾塔變異毒株正在全球引發新一輪的疫情高峰，這一輪傳播呈現出哪些新的特點，全球又該如何應對這種變異毒株帶來的挑戰？

斯滕·維爾蒙德：很不幸，德爾塔變異毒株的傳染性的確更強。最新的數據表明，它可能與水痘具備同樣的傳染性。這將是對我們控制疫情所付出努力的巨大打擊。而當病毒的傳染性變高時，就需要更高的疫苗接種率以達到群體免疫，我認為三個最為優先的事項就是疫苗、疫苗、疫苗！

當前生產的很多疫苗很大程度上都被用于高收入國家，很多國家遲遲不能慷慨解囊。而中國提供了大量的疫苗供低收入國家使用，這非常慷慨。中國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中國非常嚴格地應用了公共衛生策略，包括大規模的檢測、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必要時的封鎖、有效的公共交通策略、高效的接觸者追蹤、病毒檢測以及疫苗使用，一系列措施的成果非常突出。并且中國疫苗的造價更低，而且能夠大量生產，這可能意味著廣泛接種。在全球與新冠病毒的斗爭中，中國的疫苗將成為非常有價值的工具。

譚主：現在全球衛生合作依然面臨諸多問題，您覺得我們還能做些什么？

斯滕·維爾蒙德：可以發揮許多不同層級的伙伴關系的作用。例如，公私伙伴之間的合作就是至關重要的。政府不擅長制造藥物、疫苗、呼吸機等個人防護設備，但公司擅長于此。這方面我們有很多非常成功的例子。其次是跨境合作，我們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創造以較低成本獲得制造許可的機會，這樣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可以制造自己的疫苗，降低成本，加強供應。

全球的科學家相互分享的經驗，是應對疫情的有力武器。早在三月份，我就接到了一位中國同事——浙江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的電話，告知了我們疫情防控的方法。我們也與非洲等許多國家分享交流了經驗。這很有幫助，也非常鼓舞人心。你知道我們有句英文諺語——讓愛傳出去。如果你受到了幫助，那么也應該幫助更多的人，來作為回報，在全球的科學家們中間形成了這樣一個互幫互助的網絡。隨著疫情的激增，許多中國的大學向包括美國歐洲在內的同行伸出了援手。因此，我們依靠彼此，也可以互相幫助。

最后，我想請大家一定一定不要盯著那些過眼即逝的標題，在極度極化的政治環境里，也請記得，還有成百上千萬的人將認可我說的，并相信面對危機，科學與合作永遠是解決方案。如果在科學家之間建起高墻，將科學政治化，我們的后代不會為此感謝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