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夜，又稱永夜，是指在地球的兩極地區，一日之內，太陽都在地平線以下的現象。極夜時，夜晚會被拉長到24個小時。這意味著一天中室外的光線都不會有太大變化，失去了習以為常的參照物，很容易讓人產生時間的錯覺。

所以極地對于大多數人來講，并不是一個宜居的所在，但就在北極圈內一個一年有四個月都是極夜的地方，卻有一群人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選擇短期地停留或者長期地定居于此。這個地方就是斯匹次卑爾根群島。島上有一座被列入世界紀錄的“離北極點最近的城市”——朗伊爾城，城內居民不到2000人，還有一處只有幾十個人居住的主要用于各國進行科學考察的小鎮的新奧爾松。

這是很少被人記起或是提及的地方。因為很多人對極地的印象往往只是停留在自然與野生動物的角度上，鮮少關注極地的人群。在聽說極北荒原上有人間煙火后，難免會不禁產生很多的疑問：人們為什么會選擇去往這樣幾乎可以被稱為是人類社會邊緣的地方？在無盡的黑夜和暴風雪中人們如何與自我相處？極端環境會不會對人的情緒與關系產生巨大的影響？

近期正在上映的我國首部北極科考題材紀錄片《光語者》給出了答案。《光語者》以2017年到北極越冬，獨自在120天的極夜中完成極光檢測任務的科考隊員劉楊為線索，忠實地記錄了新奧爾松和朗伊爾城居民的生活與情感。各國的極地科考隊員、追求心中景色的版畫家、繼承父輩遺志的攝影師、在極地里搜集聲音的舞臺燈光師、飼養了100只雪橇犬的年輕夫婦……這群主動選擇在漆黑寂靜的極北荒原生活的人們，用他們的處世哲學營造了一個冰天雪地里的世外桃源。

銀幕外的觀眾們發現，原來寒冷和荒涼并不意味著艱苦、單調和孤獨，反而突出了人性的溫度與光亮。有人評論說“我們這個星球真妙啊，在最極端寒冷的環境里，竟養出最恬淡溫情的可人兒。”

　　“手機在這里最大的功能是鬧鐘”

對北極的“溫情”感受最深的是《光語者》的“男主角”劉楊。2017年10月，作為負責北極空間環境監測的科考隊員，他獨自一人前往中國北極黃河站。在那里他要經歷4個月的極夜考驗。

“一開始知道自己要一個人在黃河站呆四個月，提前都做好了要迎接孤獨感和疏離感的準備。還帶了一本保羅·奧斯特的《孤獨及其所創造的》準備在那邊讀。結果到了以后發現，除了一開始的幾天，后面幾乎沒有任何孤獨的心理狀態。那里人與人的相處模式會感染你，讓你在不知不覺中敞開心扉，融入其中。”

中國北極黃河站所在的新奧爾松原本是一座礦場，但因在1962年發生了導致21人喪生的嚴重礦難而被迫關閉。三年之后，被再次啟用的新奧爾松的新使命是科學考察。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們，在新奧爾松形成了多元化的新社區，像一個科學部落隱匿在北極圈的荒野中，與外界隔絕。因為地理環境的限制，新奧爾松的生活補給十分有限，只能集中配置，各國的科考隊員在這里的衣食住行都由挪威當地的一家公司負責。因此，幾十名科考隊員們都是在同一個集體食堂用餐。“新來的人是不允許單獨一個人吃飯的，就是怕會在極夜里一個人久了產生抑郁的感覺。大家都會主動來跟你說話，你遇到什么困難也會主動關心你，有什么事兒就互相幫個忙。他們真的都是善良又溫暖的人。”

地理環境導致的相對封閉，卻讓這里成為了人們理想中的烏托邦。因為要避免對科學檢測儀器產生干擾，新奧爾松禁止使用一切無線設備。“所以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不會有人低著頭玩手機，都是面對面地聊天交流。”劉楊笑著說：“手機在這里最大的功能是鬧鐘。”

雖然有新朋友們對北極生活的調味，但占據了每天最多時間的依然是嚴肅且單調的北極科考的工作。劉楊在北極的主要任務是確保三臺極光成像儀，一臺極光光譜儀，一臺成像式宇宙噪聲接收機的正常運轉。每天重復地完成開機、關機、檢查、記錄、維修等動作，有時還要用梯子爬到觀測站的屋頂上，掃除設備上方屋頂玻璃的積雪……

“其實真正的科考工作就是這樣的，非常單一枯燥。我們總覺得科考都是非常高大上的，那是因為媒體上受訪的科學家都是取得了突破性發現的，那是他們的高光時刻。而一個科學領域要出現高光時刻，是需要前后輩重復單一的研究工作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才能實現的，甚至對很多科學工作者來說一輩子都未必會有。”制片人盧武告訴我，他一開始準備拍攝《光語者》的初心，就是想為觀眾們展現科考隊員最真實的生活和研究場景。

　　朗伊爾城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規定死亡違法的地方

新奧爾松的極地科考隊員們靠近極地的理由大多和劉楊相似，是源于對自然與科學的熱愛。而對于朗伊爾城的居民們來說，來到這個地球上最北的城市不難，但來了卻沒走，還長久地定居于此，也少不了一份對這片土地真心的“熱愛”。

相較于只有幾十人的新奧爾松，一千多人的朗伊爾城顯得熱鬧得多。朗伊爾城的名字來自于當時在這里成立了煤礦公司的商人朗伊爾。但就在2018年隨著最后一個礦洞的關閉，這座因為礦產而建立的城市也不得不尋求新的生存手段——旅游業。

對于一部分朗伊爾城的居民來說，可控數量的游客是他們謀生的依仗。但另一部分的居民則把并不真正關心這片土地的游客們視為入侵者，認為他們打破了小鎮原本的寧靜和自在。

所以一開始到達朗伊爾城的《光語者》拍攝團隊也遭到了冷遇。盧武說：“我們剛去的時候，想邀請居民參與我們的拍攝非常困難。因為以往來拍攝的人更多是為了獵奇，他們會覺得自己像動物園里的動物一樣，很不舒服。他們對訪客很友好，但是對游客很抵觸。我們初來乍到誰也不認識，嘗試詢問了很多人都被拒絕，非常無助。”

好在，正當團隊一籌莫展時，一個老奶奶“從天而降”，救了他們。“芙瑞雅奶奶是第一個幫助我們的人，她看到我們的成員非常沮喪地蹲在地上就主動地詢問我們遇到了什么困難。得知我們紀錄片的真實想法后，她就主動幫我們介紹了很多人，慢慢的越來越多的人了解了我們想做的事情，也愿意接受我們的采訪和拍攝。后面我們收到了非常多人的善意和幫助，但芙瑞雅奶奶是第一個讓我們感受到了溫暖的人。”

在《光語者》所記錄的朗伊爾城“群像”中，芙瑞雅奶奶是觀眾和團隊都最難忘的一個。原因除了她可愛的性格，還有她面臨的無奈。因為年齡的關系，芙瑞雅奶奶不得不離開生活了50年的“家”。而這是因為朗伊爾城的一個規定——禁止死亡。

朗伊爾城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規定死亡違法的地方。在這里，若有人年事已高或是患上了不治之癥，就會被運送到挪威大陸的其他地方度過余生。因為尸體在這里的凍土帶里不能腐爛。尸體上如攜帶了細菌和病毒就會在凍土層里存活下來，一旦具備某些必要條件，這些細菌或病毒就會復活，重新繁殖、傳播，對人類構成危害。

因為“無死亡”政策，2018年即將滿80歲的芙瑞雅奶奶不得不離開朗伊爾城，回到她的故鄉德國安度晚年。盧武也分享了很多芙瑞雅奶奶在銀幕之外的故事：在朗伊爾城幾乎所有人都認識她，并在這個沒有樹的極地雪原中將她親切地稱她為“樹奶奶”。她終身未婚，一直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一個人生活。她平時在城內做服務員的工作賺錢，攢夠了錢，等到天氣好的時候，就會架著自己的獨木小舟出去探險。她身上會掛著很多奇怪的掛飾，走起路來互相碰撞發出咣啷咣啷的聲響，作用和她兜里放的那塊有味道的香皂一樣，可以在外出探險的時候盡可能地“勸退”北極熊。

芙瑞雅奶奶的個人魅力“俘獲”了《光語者》團隊的很多人，拍攝結束后大家仍然和她保持著聯系。如今，她在德國的家鄉過得很好。無論身處何處，只要不傷害他人，都會把生活過成自己喜歡的樣子——大家對她的喜愛正是在于她傳遞出來的這份豁達的處世哲學。

　　拍攝源自南極科考的一次相遇

盧武拍極地紀錄片的念頭源自2015年前往南極的雪龍船上。當時的盧武是作為央視的記者隨行船前往南極完成采訪任務。“在雪龍船上和大洋科考的隊員們相處了半年的時間，他們每天的放浮標、打撈樣本、記錄數據，重復循環，非常單調的工作，但是他們都甘之如飴，對我的觸動很大，就萌生了想拍攝這樣真實的科考隊員和科考場景的想法。”

在盧武抵達中國南極科考站之前，作為中國第31次南極科考隊隊員之一的劉楊已經在南極呆了一年多。“劉楊是我到中山站后認識的第一個人。他是個非常熱心的人，帶著我們這些初來乍到的人到處轉，慢慢就熟了。”不過，直到2016年4月南極之行結束時，盧武都沒有想到，他會和劉楊在另一個極地見面，還是以拍攝紀錄片的方式。

南極一別后，劉楊繼續他極區電離層和空間環境的研究工作。盧武則是在回京不久后就決定從央視離職，開始籌備極地紀錄片的拍攝。

有南極的經歷在先，盧武的初步計劃也是拍攝南極。但就在那時，他看到了劉楊說自己即將前往北極科考的朋友圈。“我趕緊就給他打了電話過去。了解到他將一個人在黃河站越冬，在四個月的極夜里觀察極光，我覺得這是一件特別酷的事兒。所以我就想從他的視角去記錄和呈現這段經歷。”

盧武和劉楊通電話的時候，劉楊剛剛在北極落地。機不可失，盧武即刻就開始了《光語者》項目的籌備工作，“除了要辦妥前往極地拍攝的各種審批手續，攝影團隊的招募是最難的。因為到了以后要分頭行動拍攝取材，所以得兼備拍攝技能與導演思維。那邊幾乎沒有中國人，所以得能用英語交流才能完成采訪任務。這樣的人不好找，一直到出發前團隊的人還在不停地更換調整。”

因為太過突然，盧武甚至做好了萬一最終無法達成北極拍攝之行的打算。“我和劉楊商量，讓他先用自己的相機記錄每天的工作日常。他拍的片子里能明顯看到他對鏡頭熟悉的過程，會看到他很可愛的一面。一般人剛開始的時候面對鏡頭會比較傻傻的，他也是，后來慢慢就習慣了。他真是很認真地給我們拍了一段時間的素材。但因為跟我們后來拍的片子整體風格相差比較大，就幾乎沒有用到。”

雖然沒有用“自拍”的部分，但劉楊拍攝的極光卻都派上了用場。在《光語者》中有一段特別震撼的北極極光混剪，神秘詭譎的極光通過延時攝影的方式呈現出來，在大銀幕上有攝人心魄的力量。這一部分的極光影像多數都是出自于劉楊這位“追光的哥哥”之手。但這些影像素材的拍攝并非是受盧武之托，而是源于劉楊自己對極光的熱愛。“在電影院的時候，看到那些極光的片段，我都能馬上記起來當時拍攝的位置、環境、天氣甚至是日期。”

在完成每日的科考工作之余，劉楊幾乎都是在“追光”。“我們這個專業其實主要是通過記錄和分析極光的數據來研究，極地科考的機會比較少。很多人可能研究很多年都只是在照片或是影像里看到極光。”劉楊說，即便是最好的設備拍攝并用最保真的屏幕還原，也無法和用肉眼見到的極光媲美。

在紀錄片中，他這樣描述看到極光的感受：“看的時候你真的……反正我的腦子大部分時間是空白，我不知道該怎么去描述它，只能站在荒野，站在黑暗的那種夜空下，然后去傻傻地望著它，然后你才能感覺到它真的在那存在。”

即使在南極已經見過極光，即使新奧爾松的極光因為距離極點太近而不是最美的，即使在北極幾乎每天都能見到極光……劉楊每一次抬頭望向極光的時候依然會被它的美和浪漫深深吸引。劉楊說，假如未來他無法再到極地科考，他也一定會繼續“追光之旅”，他很難形容看到極光時自己的感受，但他知道那是他發自內心想要追尋的東西。

　　制片人特別為電影排片申請了延期

展現朗伊爾城人們的自洽、溫暖的處世哲學，是《光語者》除了科考的真實現場以外，最想帶給觀眾的東西。盧武覺得，現代社會里，我們往往會在匆忙的生活里迷失自己。和朗伊爾城的人們相比，我們看上去擁有很多的東西，但我們卻從未認真觀察和熱愛我們腳下的土地，也很少能逃離信息爆炸的焦慮，與自己、與愛的人安靜地真誠地交談過。

而在朗伊爾城和新奧爾松，人們因為環境的限制，有更多的時間和自己相處，有更直接的行動去真正珍視自己的生活與夢想。他們桃花源般的生活也許可以給身處喧囂嘈雜中的我們以啟示。這正是生活在極致黑暗中的他們，給我們傳遞的最溫暖和最明亮的“光”。

盧武透露，其實《光語者》的名字一開始策劃時，本想表達的是劉楊所研究的極光。因為極光是太陽向地球發出的一種以光為形式的訊息，而研究極光的劉楊就是那個解讀這份訊息的“光語者”。但隨著團隊在極地的深入拍攝，“光語者”的內涵也在不斷被豐富和擴大，“光”不僅僅是指極光、月光、星光、陽光等自然光對人的指引和改變，或是極夜下一間間小屋中閃動著的溫暖色調的燈光與燭火，更是指生活在這里的人們所散發出的人性的溫度與光芒。而每個散發了生命光彩和力量的人，都是點亮了生活的“光語者”。

自2020年12月21日冬至日首映后，《光語者》收獲了豆瓣7.9分的好口碑，但較少的排片率也讓很多城市的觀眾抱怨“想看卻無處去看”。為了能讓更多想看的人不留遺憾，盧武特別為影片申請了延期，《光語者》將一直上映到3月20日。與此同時，盧武的團隊也在籌備《光語者》系列的另一部極地紀錄片。“是關于一位極地探險隊員在南極點徒步的記錄，大多數內容已經完成，正在進行后期的工作。希望能在2021年的夏天與大家見面。”未來，《光語者》系列會繼續將鏡頭朝向在世界不同地方“默默追尋內心那束光”的科考隊員，講述更多為了生活與理想，在宇宙中發出獨特光亮的個體，用生命的溫度刺破生活的陰霾，帶給我們更多的溫暖與希望。

文/張默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