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智慧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汝南縣東南部的王崗、余店、三橋、馬鄉，平輿縣的李屯、辛店、西洋店，以及正陽縣的付寨、寒凍等近10個公社方圓幾十里，有兩個人的名字比較響亮：一個是獸醫彭圈，一個是“赤腳醫生”胡永道。彭圈六七十歲，駝駝的背，視力不太好。他擅長使用中草藥給牲口看病，印象中無論是那個生產隊的驢騾牛馬病了，只要找到彭圈，一劑兩劑藥灌下去，一般都能治好。胡永道四五十歲，身強力壯，耳聰目明。他擅長針灸，附近村上的人病了，大多時候不用吃藥打針，只要找到胡永道，是成人，看看舌頭，是小孩，搓搓食指，然后取出銀針，瞅準穴位，扎上三五針，病就能好；十里八里之外的人，如是得了疑難雜癥，也會找到他針灸治療，病人說：“他治病比醫院療效還好呢。”胡永道，就是我的父親。

父親還是小青年的時候，正趕上土地改革，作為積極分子，他入了黨，被安排在鄉衛生院做司務長。醫院里有個老中醫膝下沒有兒女，父親對他很是照顧。他看我父親善良誠實，人又特別聰明好學，便有意向我父親傳授醫道。當了兩年“學徒”，父親竟對中醫“有所徹悟”。誰知，正在父親打算在醫院轉行當醫生的時候，鄉里讓他回村當了黨支部書記。人民公社成立后，父親任大隊黨支部書記。

一次村民大會，正在講話的公社書記突然抽風，口吐白沫倒在主席臺上。現場沒有醫生，坐在前排的父親從隨身攜帶的針筒里取出銀針，只在他的臉上和手上扎了幾針，書記頓時就清醒了。從那天起，父親會治病的消息就傳開了——那時父親還不是醫生。

父親在“四清”運動中，被錯劃為處理對象，免去了支部書記職務，還被開除了黨籍，這是父親一生中的最大傷痛。之后父親就當了“專職農民”，樂得有時間用他那筒銀針，義務給鄰里鄉親解決頭疼腦熱、盜汗抽風等燃眉之急。

20世紀70年代初期，毛主席號召“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農村實行“合作醫療”，此時我父親“會看病”在我們大隊已家喻戶曉了。大隊“合作醫療室”一成立，父親便被請去做了“首席醫生”兼主任，還帶了三四個略懂醫道的年輕人。醫療室“開張”后，我父親挎上醫療箱走村串戶，盡職盡責地為村民診病。打這兒以后，“胡永道”這個名字就與我們大隊2000多人的身體健康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

紅薯稀飯紅薯饃，離了紅薯不能活。大集體時期紅薯是主食，吃紅薯產生胃酸，人們稱之為“利心”，癥狀是胃部隱疼、口吐酸水，嚴重的工作學習都干不成。父親治這個病是“小菜一碟”。癥狀輕的，他讓你炒把芝麻，或者黃豆、花生米，嚼碎咽下，立馬就好；癥狀重的，甚至有說自己得了“胃癌”啦，只要父親看看他的舌苔，給他開幾味中藥，就能好轉。看病時父親會輕描淡寫地對患者說：“喝了就好啦。”又說：“一天三頓麥面饃也能治好。”那個年代，村民們之所以放心大膽地“堅持”吃紅薯，除了眾所周知的原因“沒辦法”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有辦法”——有胡永道在，紅薯作不了大禍！

父親的中藥方劑靈驗，村民們都知道。大病如婦女不孕、有名兒的毒瘡，再如頭暈、腹脹、貧血、氣短之類，喝了他的藥，沒有不見效的。小病像感冒發燒、痢疾嘔吐，基本上是藥到病除。父親看病的區域不斷擴大，除了我們大隊以外，附近十里八村的人只要一提到我的父親的名字，都會夸贊說：“胡永道，他可是個‘神醫’啊。”

其實，我父親只是一個“赤腳醫生”。當時有一首歌，叫《赤腳醫生向陽花》，歌詞唱道：“赤腳醫生向陽花，貧下中農人人夸，一根銀針治百病，一顆紅心暖千家。”我覺得這首歌就好像是唱我父親的。父親“一根銀針治百病”確實如此。不過，在我的記憶里，父親醫術的“高明”，是排在第二位的，“一顆紅心暖萬家”則要排在第一位。大隊醫療室掛牌后，自然有人前去看病；但到我家看病的人比到醫療室看病的人還多——我家儼然就是一個小醫院，父親整天忙得不亦樂乎。

“快快，俺爺暈過去了！”“孩子一直哭、鬧，您去看看吧。”“小孩他娘肚子疼，吃啥吐啥。”……無論是啥病，只要有人喊，父親立刻就走，從沒有不去的理由。哪怕是一日三餐正在吃飯，他也立馬放下碗筷，背起藥箱子就走。要是在夜里，前半夜喊前半夜到，后半夜喊后半夜到，不論是下雪下雨，也不論是冬是夏。農村有個習俗，大年夜（除夕）不能喊人的名字，一旦被人喊，門外游蕩的厲鬼聽到了就會有“災性”。父親去世20多年了，80多歲的母親至今還在心疼地說：“你爹給人看病，沒有一年過年睡過囫圇覺。”母親心疼父親那是自然，可當年我父親并不覺得辛苦。

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年冬至的前一天夜里，已經出了兩次急診的父親剛剛睡著，又有人來喊門了。喊了兩聲父親沒應答，母親怕那人喊醒了父親，趕緊接話：“誰病了，咋啦？”“小孩，肚子疼。”“厲害嗎？”“鬧一夜了，要不……”還沒等母親再問，父親便從床上起來了。他對來人說：“我起來了，你等一下。”出診的地方在鄰村，因為雨雪路不好走，回來時已早上八九點鐘了。父親沒吃早飯就睡了。中午餃子煮好后，姐姐喊父親起來吃，喊了兩遍都沒喊醒，母親便不讓再喊，結果那一年冬至，父親竟沒有吃上餃子！

父親給人治病的主要手段是針灸。針灸治療無論是大病小病，從來不收一分錢。只有吃藥打針，才按合作醫療室規定的統一價格收費。我們家9口人，父母親靠掙工分養活奶奶和我們姊妹6人，生活自然不寬裕。母親本指望父親行醫能貼補一下家用，卻連一點光也沾不上。一次，父親給病號打過針后又包了幾片藥，一共收了兩毛錢。病人走后母親問父親：“又打針又拿藥才收兩毛錢？”父親回答母親：“你知道價格嗎？打針吃藥加一起應該是一毛九分錢！”父親常對我們說，給人家治好病是第一位的，千萬不能想著賺錢，小便宜咱也不能沾。是的，父親沒明沒夜地給病人看病，不但不賺病人的錢，相反卻無時無刻不在賠付著我們家的利益，甚至賠付著他自己的生命（父親59歲早逝，與他不分晝夜地出診不無關系）！

那個時期的干部，絕大部分是一心為人民服務的，威信很高。我父親雖然只是一名赤腳醫生，但他的威信之高，很多干部都難以企及。這則是對他“一桿銀針治百病，一顆紅心暖千家”的印證。

讓父親聲名遠播的，就是他能治愈一些“怪病”，譬如治療“瘊子”（疣）。父親一個小偏方基本可以藥到病除。方法是：清晨時分，逢下小雨，拿一個搗蒜用過的舊石臼，在舊茅草房的房沿兒下接半臼雨水，用接的雨水擦洗瘊子及周圍皮膚，一周或十天八天后就能見效或痊愈。

父親最了不起的醫術是針灸治療中風后遺癥。中風后遺癥輕者嘴歪眼斜，口齒不清；重者行走障礙，甚至半身不遂、癱瘓在床。治療這個病，父親就像農民“干大活兒”一樣鄭重其事。施治的時候四肢和腹部都要用針，尤其在10個手的指縫間扎針，父親十分小心謹慎。他一邊進針，一邊詢問病號感覺，自己還閉目思索。王崗鎮上一個叫胡癟頭的生意人，開始時抬著到我家，扎過三五次，自己能站起挪腳步，再扎，自己能拄拐杖走了；不到一年，竟把拐杖扔掉，走路差不多像正常人了！一個時期，到我家找父親扎針的中風病號排成了隊，父親就給他們約定了日子，一個一個有序治療。父親對每一個病號的治療都一絲不茍，很多人都獲得了滿意的療效。父親看著排著隊來找他看病的人，心里踏實、幸福。

1979年我家出現了兩件喜事：一是在父親的鼓勵、支持下我考上了大學；二是父親的案件得到平反，組織上撤銷了對我父親的處分，不但恢復了黨籍，還征求意見讓我父親回大隊任黨支部書記。父親考慮到還是留在醫療室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謝絕了接任支書的建議。

1993年春節前夕，父親突然查出罹患肺癌，且已到了晚期！在生命的最后關頭，身為醫生的父親對死毫無畏懼，讓他不舍的，就是再也不能給鄉親們看病了，還有件事父親放不下，就是他的針灸技還沒有傳下來——雖然此時小弟跟著父親學習針灸已經有兩年。5月下旬，是父親臨終的前幾天，他忍住疼痛，每天都堅持手把手地教弟弟治療幾種特殊病癥的針灸方法。父親說，穴位人人都知道，關鍵在“針感”、在經驗。父親問弟弟一些問題，弟弟的回答不能令父親滿意，可以看得出父親的遺憾。

父親在彌留之際突然醒來，用手無力地指著墻上掛的藥箱，含混不清地說“錢……”我們取下藥箱，在箱子里找到一個紅布包，里面裹著9塊錢。父親的手已經無力量接拿，對我和弟弟努力地說出了“黨費”兩個字。我和弟弟使勁地給父親點頭，父親緊縮鎖的眉頭似乎舒展了，緊接著又昏了過去。父親去世后，鄉政府和村委會都送了花圈，他的遺體上覆蓋著黨旗，村支書在追悼會上對我父親評價很高，我清楚地記得他的悼詞寫了“我們懷念人民的好醫生胡永道”這句話。人們稱贊父親是“人民的好醫生”，父親應該含笑九泉了。

父親去世后，小弟接過他的藥箱，也給鄉親們看病。弟弟扎的也是“父親扎的穴位”，但基本見不到療效，這讓弟弟十分灰心。終于，小弟把父親的藥箱收藏起來，跑進城市，改了行。

父親去世20多年了，20多年滄桑巨變。隨著“赤腳醫生”這個詞匯的消失，父親在家鄉人的記憶里也將被抹去。但這些年來，每到清明節或“十來一兒”，還有些“非親非故”的人到我父親墳前燒紙祭奠。我想，他們肯定還在懷念那個時代，懷念那個“一顆紅心暖千家”的好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