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出生于大革命失敗后的次年，也就是1928年。父親幼年上過私塾。抗戰爆發后的一天，日軍占領了汝南城，學校停課，正在汝南師范上學的父親輟學回家。

回到家的父親專心務農，很快就成了地道的莊稼把式。后來由于運輸的需要，我家置辦了全鄉第一輛膠輪馬車，于是父親又成了技術嫻熟的車把式。再后來我家建了油坊，父親又成了掄大錘砸油尖（一種帶鐵箍的木制楔子）的油匠。父親還參加過鄉里進步青年組織的“抗日劇社”。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大力興辦教育，經同學舉薦，上級考查，父親正式成為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之后輾轉于高楊店、東和店以及楊埠的幾所學校，直至退休。

父親教書一向嚴謹，課備得細致，講得認真，批改作業一絲不茍，并想辦法做到寓教于樂。他的私塾底子可以讓他教起語文課來引經據典，得心應手；他的刻苦鉆研又能把抽象、枯燥的數學課程形象化、簡單化，舉一反三，讓學生熟練掌握。不過他教過的學生都知道，父親的嚴厲是出了名的。

父親一向剛正不阿，仗義執言。1958年“大躍進”時，農村大搞“土地深翻”，以提高糧食產量。農民出身的父親對此很是反感，說，就這黃土瓣子，沒有肥料翻再深有什么用？就因為這一句話，父親被打成了右派。

但父親對黨的教育事業的忠誠和熱愛卻從未改變。父親打得一手好算盤，在學校擔任“總務”多年。平常除了教課之外，還要負責學校的后勤和教務工作，所以很少顧家。家里里里外外都是由母親打理。

“75·8”洪水到來的前夜，村里各家都在緊張忙碌著，把糧食、被服等物品往高處轉移。父親卻一個人堅守在學校，先將教學用品集中到地勢較高的地方，然后找來鐵絲和檁條摽成伐子，以便洪水到來時把它們運送到相對安全的地方。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和姐姐幾次到學校哭喊著叫父親回去，父親不但不走，還讓我們幫他把伐子摽好，東西挪完，一切收拾停當，才戀戀不舍地跟我們回家。

洪水過后，上級號召災區“恢復生產，重建家園”。學校也亟待重建。當時，上級下撥的有限的救災資金幾乎都用在了生產一線，學校的重建只能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作為“總務”的父親積極配合學校領導，出主意、想辦法，帶領全體師生自己動手建土窯，燒磚瓦，伐樹木，努力在被洪水抹平的廢墟上建一所新學校，以保證教學工作正常進行。父親夜里陪著窯匠師傅觀察窯火，以隨時掌握溫度；白天還要指揮師生們鋸梁、砍檁條，實在困了就隨便靠哪兒瞇瞪一會兒。因為學校的檁條不夠用，父親就到公社找了一臺手扶拖拉機到外面借。有一次下雨路滑，滿載檁條的拖拉機陷到了路邊溝里。父親二話不說，和同去的幾名學生用力往上推。由于用力過猛，父親腳下一滑，右膝磕到一個六棱螺絲上，噴涌而出的鮮血立時濕透了父親的褲腿。父親忍著劇痛，用手絹扎住傷口，一瘸一拐地到附近村里央求來幾個棒勞力，借來一頭耕牛，硬是把車拽了上來。

通過全體師生的共同努力，在上級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鄉親們的無私幫助下，當年10月，一排排紅磚紅瓦的新教室拔地而起。

新學校啟用儀式暨表先會上，上級領導號召全體起立，以熱烈的掌聲歡迎父親上臺講話。父親只淡淡地說了一句“我只是做了一名人民教師應該做的”。

和不少知識分子一樣，父親也難免清高、孤傲，但骨子里卻透著一股正氣。尤其是對后來的拉關系、走后門兒、貪污腐敗等社會丑惡現象，父親更是深惡痛絕。父親從教半輩子，教過的學生不乏當官的、發財的，但父親再困難也沒有求他們幫過忙、辦過事。逢年過節學生前來拜訪的時候，父親還教誨他們，做官要做清官，錢要掙得干凈，做事不能昧了良心。

父親一生清貧，幾乎沒給我們留下什么財富，卻教會了我們怎樣做人。

父親的一生平凡而不失偉大，平淡而不乏傳奇。

父親于2010年正月十六仙逝，享年八十有二。

懷念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