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上了年紀的人，當年填表格時對“成分”一欄的印象會特別深。“成分”是指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等，就是這個“成分”決定了一個特殊時期人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職業和命運。

據考察，上世紀我國曾有兩個時期將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推到了極致。一次是1950年農村土改，一次是1964年的“四清”運動。在農村，一般是只提成分不提家庭出身的。成分是世襲制，爺爺是地主，子孫的成分就會是地主。有一次，我們大隊斗地主時，陪斗的有一個十幾歲的小孩。我曾試著跟大隊干部說地主的孫子都是隔輩人了，怎么也叫地主。大隊干部說土改時的老地主都快死光了，他們不繼承，往下階級斗爭跟誰斗呀！一下子把我給說住了。是啊，在“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時期，階級斗爭的火是一刻也不能熄滅的。

在“唯成分論”的年代里，年齡大的地主、富農干活要比別人累、比別人重、比別人臟。當時打掃廁所的、打掃衛生的、挑茅糞的、拾糞的，不用問，大多數是地主、富農分子。我們上小學和初中的學校，打掃廁所的就是住在學校附近的第五生產隊的一名青年農民。此人個子不高、有點駝背、眼睛挺精神的，而且很有才氣，能寫會畫，每當打掃完衛生后，就去教師辦公室幫助寫通知、寫標語，到了節日前還幫助出特刊，畫宣傳畫或漫畫。老師、學生們對他的印象都不錯。他的名字叫張文高，小名叫“小鬼”，老師叫他“小鬼”，他也答應。后來我們也跟著喊起來。在我的印象里，并沒有發現他有什么“反動”之舉。

在我們的同學中，也有地主、富農的“子弟”。后來，聽說上級有文件要將地主家庭出身的第二代本人成分改稱“新社員”。這樣，第三代的出身就可以不填“地主”了。但“新社員”顯然是地主成分的另一種表述，而且不倫不類，以致一些“子女”都不愿意用，所以，這種新成分沒有使用起來。“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學校出了“紅五類”（工、農、商、學、兵）和“黑五類”（地、富、反、壞、右），這對“成分高”的青年人來說思想包袱重，心理壓力大，活動限制多，政治打擊大。可以說家庭出身幾乎左右了他們人生的每一步。成分好的學生，有機會可以參軍、當工人、當教師、入黨、入團、提干；成分不好的，上學受歧視，政治受排斥，行動受限制，老師不敢接觸，學生不敢接近，動不動還被人喊“地主娃子”、“富農崽子”。有的地方還不讓“黑五類”子女上學。致使成分高的子女初中或高中畢業后，只能回家當農民。是這種“成分”的男青年很難娶上媳婦，成分好的女孩絕不會嫁給成分高的家庭。有的姑娘為了讓哥哥或弟弟能結婚生子，一直不找對象，哪怕找個條件差的，寧可換親、轉親也愿意。在當時，一些成分高的子女不能提“成分”，聽到“成分”就毛骨悚然；填到“成分”的填表格，手直顫抖；一問起“什么成分”，渾身直打哆嗦。“成分”這兩個字壓得多少人喘不氣來，恨老子、打老子、罵老子，甚至跟老子劃清界線、斷絕關系。可能是上面發現了這些問題，于是就出了個新詞，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簡稱“可教子女”。這個詞實在有點糟踐人，把那些青少年一竿子打到本質是壞的一類中去。可能上面又覺得不妥，后來就講“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不提“可教子女”了。

成分對于我來說，也是沾光的。從小學升到初中，初中考上高中，每次填表都是“貧農”。因為成分好不僅當了班干部，還當了校干部。學校組織什么活動都讓我參加。1975年夏天，全國招考空軍飛行員，我的政審順利過關。雖然因為身體原因沒有被錄取，但這“根紅苗壯”已成為我響當當的招牌。不久，汝南縣原水屯公社機關在挑選通訊員時，我被人領進公社黨委書記的辦公室，身子還未坐穩，就像背臺詞一樣說起來：“我家祖祖輩輩受剝削、受壓迫。解放前，房無一間，地無一壟，過著貧困的生活。是共產黨救了俺一家，俺世世代代忘不了毛主席，感謝共產黨。俺二姐是黨員，我現在是團員……”公社領導聽了之后，又向我們大隊的干部了解一下情況，很快就讓我上班了。現在回想起來那段往事，感到非常滑稽。

后來我逐步發現了一個規律，凡是“成分”高的子女，上學時一般都非常刻苦，學習成績都比較好。我所知道的幾位“成分”高的同學，當高考制度恢復后，他們都考上了中專或大學。相比之下，好多“成分”好的同學卻名落孫山。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主、富農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后，全國至少有2000萬人結束了長期受歧視的生活，終于使成分不再是壓制人的石頭、捆綁人的繩索。

□　王太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