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太廣

凡是在農村生活過的人們，無不對“生產隊”的作用和影響有深刻的認識，也會產生難以忘懷的記憶。

俺生產隊叫張莊生產隊，是1958年修建宿鴨湖水庫時移民到水屯公社石莊大隊，4年后又遷移到水屯大隊的。因為50多戶、200多位移民擠占了周圍村莊的200多畝土地，自然引起當地社員的不滿，經常發生土地糾紛事件。記得1970年夏天，幾位社員在莊東頭耕種窯場旁的幾畝丘陵地時，遭到水屯大隊三隊部分社員的阻撓。于是，俺隊的社員奔走相告，大家紛紛拿著鐵锨、釘鈀、鐵釵等工具一齊涌向事發地，可謂男女老上齊上陣。這件事對周圍的村莊影響很大，從此，再沒有人敢找俺生產隊的麻煩了。

生產隊除了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外，還有車輛、牲口、農具、房屋、作坊、養殖場等。每年小麥播種后，生產隊的壯勞力除了參加地區、縣、公社組織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外，還要組織本隊的社員深翻土地、削高填洼、挖溝修路、植樹造林等。每當我路過治河工地或參加勞動時，看到工地上紅旗招展、彩旗飄揚、喇叭聲聲、戰鼓咚咚、人山人海的場面，盡管是天寒地凍，北風呼嘯，但民工們仍干勁兒沖天，就有一種熱血在沸騰、激情在燃燒的感覺。

我們最盼望的是生產隊打機井。只要井管下完，就標志著一口機井打成了，意味著遇到干旱天氣，有足夠的水源了。所以生產隊隊長總是在下井管那天，專門安排幾個社員支鍋炸油條、殺豬買菜、熬雜燴湯，讓社員們飽餐一頓。我們只要聽到生產隊有打井的消息，就算著第三天該會餐了。等下午放學后，便直奔打井地，幫助推轉盤，雖然很累，但為了能吃上集體的油條、喝上雜燴湯，還是很樂意的。

生產隊是社員的單位，每個人的口糧由生產隊分發，一般是按得工分多少領取相應的糧食。那時，我家6口人，爺爺、父親都是得滿分的壯勞力，母親是二等勞力，我和三姐、弟弟都在上學。放麥假期間，我不能割麥，打麥場里的活干不動，隊長就讓我跟著馬車拉麥秧子踩車。從早到晚一天要裝10多車，我的腿上、身上全是一層黑油油的麥銹，鼻孔里都是黑乎乎的。盡管很累，但在麥收時節，踩車也算是輕活、美差。雖然一天才掙5個工分，心里仍很高興。

麥收之后，一部分小麥要上交給國家，另一部分分給社員。一般是按人口和工分結合起來分。因為我們生產隊連年是公社和縣里的“小麥生產先進單位”，所以每人能分得一百多斤小麥，這在當時已經很不錯了。生產隊有個菜園，每次分菜都是按人頭分。韭菜、黃瓜、豆角、茄子、辣椒、甜瓜、西瓜、冬瓜等，都是分茬、按量，隔三差五分一次。只要聽到瓜匠一喊，我們就飛快地跑去。雖然每次分得的數量有限，如果節儉點，生活還能過得去。

母親手巧，烹飪技術不錯，對人熱情大方，生產隊只要來了客人，大都讓我家管飯。無論是拖拉機手，還是鍛磨匠；無論是“社教”工作隊員，還是公社、大隊干部；無論是管一頓飯，還是長時間管飯，盡管生產隊每人每頓僅補助一斤半糧食，但母親總是樂呵呵地接受，而且會利用現有條件，把家里最好的東西拿出來讓客人吃。記得有一次，客人吃飯時，我站在旁邊看，兩眼盯著那盤炒雞蛋，只盼客人少夾點，剩下的我好吃。誰知那位客人吃過饃后竟然把炒雞蛋倒進了自己的稀飯碗里，我頓時“哇”一聲哭了，弄得客人很不好意思。

放秋忙假時，隊長讓學生去拾棉花，我也跟著去拾了。記得有一次到大頭地里拾棉花，看到婦女們三三兩兩邊拾棉花邊扯閑話，蠻有情趣。當保管員收了棉花后，生產隊隊長總是安排人員對每個婦女進行搜身，怕有人在身上偷藏棉花帶回家。這種做法在當時人們也沒覺得有什么不妥。

生產隊設有隊長、副隊長、會計、出納、婦女隊長、貧協組長、民兵排長、保管員等。我們生產隊隊長李芳清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志愿軍排長轉業的，個人素質較高，辦事兒比較公道，工作有魄力，群眾威信高，成了我們小孩子心中的偶像。有一次，一位大人逗趣地問我：“你長大了當啥官？”我堅定地回答：“當生產隊隊長！”頓時引得在場的好多人大笑。

我高中畢業后，回鄉當一段農民。艱苦的農村生活使我學會了自食其力。我不僅學會了犁地、耙地、搖耬、撒種、揚場、扛布袋等農活兒，而且還懂得了幸福生活來之不易的深刻道理。不過，生產隊這種體制和管理方式存在一些問題，被人們形容為：“大鍋飯，養懶漢；平均分，扎堆干；出勤不出力，糧食產量低。”有的生產隊曾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白天吃、黑了想，沒有吃的找隊長；隊長沒法，去找出納；出納腦袋一摸，問你要多少？不要你多、不要你少，只要我一天三頓飯能吃飽就好。”這似乎反映了當時農民的生存、生活狀況和生產隊的弊端。

生產隊沒有了，生產隊養成的生活習慣，卻依然保留在人們的生活中。③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