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柏林國際電影節著實引發不小關注。王小帥執導的影片《地久天長》獲得大豐收，男女主角的扮演者王景春和詠梅雙雙摘得銀熊大獎，中國電影又一次在國際影壇迎來高光時刻。

被戲言“戲火人不紅”的王景春在片中飾演工人劉耀軍，于觀眾而言，這位中年演員的相貌比名字更熟悉：《都市男女》中，他是“妻管嚴”小男人蔣文彬；《警察日記》中，他是鞠躬盡瘁的公安局長郝萬忠；《白日焰火》中，他是古怪陰柔的干洗店老板榮榮；《影》中，他又成了心機深沉的沛國大臣魯嚴；《盜墓筆記》中，他是圓滑精明的土夫子吳三省……

無論是正派角色，還是邊緣人物，他都扮得惟妙惟肖，絲毫不帶任何生硬的表演痕跡。在他看來，每個好演員都應該是生活的搬運工，戲不是演出來的，而是融進去的。不得不說，演技和勤奮一直是他的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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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重30斤 奔跑5天

嚴格說來，王景春從未飾演過俠客或是浪子，可他的身上卻充溢著濃厚的江湖氣息：隨性灑脫，豪爽粗獷，重情重義。他直言不諱，常常否認外界賦予自身的傳奇細節，即使談起《地久天長》這部耀眼之作時，也不例外。

“我一開始接這部戲，就是出于哥們兒義氣。”王景春坦言，網絡上說得有鼻子有眼的“看了劇本，拍案叫好”的情節與事實相去甚遠：當初王小帥來了個電話，喊王景春出演男主角，他連劇本都沒看就應允了，“讓我來，我就來唄。”直到與戲中角色劉耀軍相逢后，王景春才發現，這部寫實電影相當難得，“你想，從20多歲演到快60歲，歷經青年、中年、老年，多棒。”王景春躍入了一個男人30年的命運湍流中。

演員王景春一臉憨厚相，基本符合工人劉耀軍的設定，無須過多修飾。但體型卻是個大問題：王景春身高大約177厘米，體重84公斤，算不得胖卻也壯實，而劉耀軍生活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個年代男女普遍偏瘦。王景春的體格明顯出戲。“中年人，減肥不容易啊。”他拍拍肚子，“前兩周，不吃飯，只喝點代餐粉，加上跑步，不斷心理暗示‘要瘦要瘦’，體重降下來了，身體卻扛不住了，后來只能吃白水煮的菜和肉。”這對一個愛吃、會吃，做得一手香噴噴新疆抓飯的食客來說，無異于是折磨。在遭受一個月味覺上的酷刑后，王景春體重足足掉了30斤。

王景春和劉耀軍漸漸重合成了類似的輪廓，新問題隨之而來。劉耀軍有兩場奔跑戲，一次抱著溺水的兒子劉星，一次抱著自殺的妻子麗云。劉星的扮演者是個孩子，抱著他跑不算費勁。麗云的扮演者詠梅身高將近170厘米，要抱起她可不算輕松，更甭說要步速迅猛，穿堂過街。

一場戲，足足耗了5天。“送醫院的戲變換了多次場景，要從家里出去，還要穿行小鎮，經過石頭臺階，最后要繞過長長的拐角到急救室，因為是夜間的戲，焦點、光線都有講究。”他回憶，最后一天拍到夜里1點多，以為能過了，結果攝影師認為焦點太遠，重來一遍。“我好慘吶！”王景春發出了一聲半開玩笑的“哀嚎”。戲中，劉耀軍咬著牙抱起妻子一路狂奔，終于得到了完美的影像，王景春的手臂肌肉卻拉傷了。

王景春復刻了劉耀軍的諸多活動，后者有好幾場酒戲，三盅“草原白”是這個傷心人前期下班放松、后期買醉澆愁的方式。劇組里的王景春也做了回好酒之徒——三盅“草原白”，一天不落。他不僅自己摸索著人物的狀態，還傳幫帶著年輕演員。王源在劇中成了他的養子劉星，和養父的關系火花四濺。王源進組時，王景春設計了一場“下馬威”，對于王源的問候置之不理，還貌似輕蔑地瞥了他一眼。為了調動起王源的情緒，王景春沒和他說過一句話，開機后，他直接撞入了劉耀軍的靈魂，一把抓起不服管教的孩子，橫眉立目。遭遇故意冷淡的王源瞬間找到了青春期叛逆少年的感覺。女主演詠梅曾經在接受采訪時說，開拍第一場戲前，王景春讓她看看，自己的扣子扣沒扣好。這是一個最自然平常的中國式夫妻互動，詠梅放下了之前所有的疑慮，她形容王景春“像一個生活在一起很多年的丈夫。”

王景春捧起銀熊獎杯，在致辭中說道：“我想尤其感謝王小帥和劉璇讓我來演這部電影，拍出一部這么好的藝術電影，讓我生活在劉耀軍的世界里。”

劉耀軍借由王景春獲得了不朽的影像生命，他的苦難、隱忍與慈悲地久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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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開一條岔路

今年，王景春兩次成為話題焦點，一是柏林獲獎，受封影帝；二是在個人微博曬出五級焊工證，自封“被演藝事業耽誤的電焊工”。

這張中級技術等級證書里有張頗具年代感的黑白照，照片里的王景春眉目青澀，發證日期是1992年。掐指一算，當時他才19歲。化工技校畢業后，王景春揣上了實用的焊工證，五級焊工在同學里也是級別最高的，在千差萬別的身份下，王景春都顯示了同樣的品質——心靈手巧、認真勤勉。影片《地久天長》中，劉耀軍半輩子靠電焊謀生，每場“焊活兒”，王景春都是真人上陣，游刃有余。

王景春從小喜歡排節目，但在那個年紀，還一板一眼踩著世俗的步伐。在一次演出中，他被新疆百貨大廈的領導看中留下，先是搞宣傳，后來又賣起童鞋。一月賺上八百塊，在那個時代，算得上豐厚。王景春的此世光陰仿佛就將圍繞著三尺柜臺緩慢鋪排，平靜、安穩，如同家鄉阿勒泰市的十幾萬人一樣。揮舞著信心，磨亮了實力，王景春在望得到頭的小日子里扒開了一條表演的岔路。1995年，他考入上海戲劇學院，然后，走到東京，奔向柏林。

成年之后，重看《丑小鴨》，很容易發現，丑小鴨之所以變成天鵝，不僅因為它足夠努力，更因為它本來就是天鵝雛鳥。售貨員王景春也經歷了類似的“雛鳥時刻”，一個叫朗辰的人告訴他，“你應該去上海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你具備這個素質。”后來，王景春將這位大四歲的新疆同鄉稱為“領路人”。

朗辰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后，被分配到天山電影制片廠，有次幫著藝術團排演小品，王景春偶然在場，看到一時挑不出演員，在一旁笑了起來。朋友把王景春推了出去，“你行你上!”還在嘻嘻哈哈的王景春一腳把臺上的“門”踹開了：老師，你家著火了！朗辰一下子注意到了這個不怯場的小伙子，覺得是塊表演的璞玉。聽過朗辰的建議，王景春動了心，“我不太懂，你教教我？”說是表演教學，老師還在摸著石頭過河，學生卻學得一絲不茍，每天一下班，王景春就跑去朗辰家，看經典影片，做編戲練習，堅持了三年之久。當時跟著朗辰學習的有三個人，王景春的反應最快。

坐了三天三夜的綠皮車，王景春趕到了上海戲劇學院的考場，和招生簡章一對，卻發現超齡了?？吹竭@個外地考生風塵仆仆的模樣，老師破格給他報上了名。

筆試結束后是表演環節，考題叫“動物園”。“開始”的指令一出，學生們蜂擁至舞臺中央，做出動物們的各種形態，王景春卻掉過頭，往堆滿桌凳的排練場后面跑去。他想干什么？考官們誰也摸不著頭腦。王景春爬啊爬，終于在最高處停下了，雙腿蹲下，靜止不動，目光堅定。他模仿的，是邊陲城市阿勒泰常見的老鷹。即興的發揮獲得了專業人士的青睞。

從四季分明的新疆來到陰雨纏綿的上海，王景春逐漸適應了滬上的飲食、氣候、口音，他近乎貪婪地吸吮著科班的營養，年年都能拿上獎學金。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糜曾回憶王景春的校園表現，“那時，他在班上是一個戲癡，時時刻刻都在想著戲，在生活中沒事就找同學聊天談戲，找老師研究，還能夠舉一反三。我跟他們說戲的時候，告訴他你要怎么樣，他會說‘你別說，讓我想一想，實在不行，明天我告訴你’。自己動腦筋，這樣才學得快。他對表演的執著，對這個事業的執著，是他的最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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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呼一吸展現極致演技

從任何審美標準來看，王景春的相貌都不出眾：小眼睛、八字眉，膚色偏黑，扎進任何一個路人堆，瞬間淹沒。在盛產英俊小生的演藝圈，顯然不屬于“老天爺賞飯吃”的行列，即使在柏林電影節的熱潮席卷過后，“王景春”三個字還無法振聾發聵。可是，在任何不算影視劇絕緣體的觀眾那里，王景春的照片都能引發反響，“我見過，演過那個誰，那個誰……”有人說，王景春擁有神秘的“半透明體質”，還有人總結，這叫“戲比人紅”。

《武林外傳》中的“呂秀才”喻恩泰寫了一篇《王景春 廬山人民喊你回家吃飯》，講述了一則帶有預言色彩的山間往事：2009年，老同學王景春在湖畔許了一個“拿影帝”的心愿，后來，他先拿下了東京影帝，又摘得了柏林影帝。王景春說，許愿確有其事，但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純屬虛構，他的愿望沒那么氣勢磅礴，就是平平淡淡的四個字——好好演戲。

2003年，王景春拍攝了《巴士警探》。2004年，他開始十年“北漂”。通常來說，面對所有到訪者，王景春都是體貼的，幾乎有問必答，但每當記者試圖從他嘴里掏出那十年的窘迫時，王景春就會閉口不言。“我不想談，現在提不就是賣慘么。這就是生活，演員的必經之路。”王景春擺擺手。習慣了銀幕上的起承轉合，他明白，有許多人伸長了脖子期待現實的戲劇性，想要書寫或者觀看一位影帝波瀾起伏的英雄敘事。王景春始終將自己定位為演員，而不是藝人，他對刻意的營銷不感興趣。

他很愿意談談戲，卻拒絕為自己扮演過的大小角色分配交椅。王景春說：“不用比較，每個角色都深刻。”他基本不挑角色，沒出名前，“有活兒找就不錯了”；即使現在出名了，只要朋友們需要，時間允許，不管主角配角，戲份多少，他都不推。2008年，王景春在《不許搶劫》里扮演了一位農民工，從第一天到關機，二十多天，他堅持不洗澡、不刷牙，跑到工地體驗生活，什么拉鋼條、澆水泥、搭架子，多重的體力活都干過，滾出一身土氣息、泥滋味。

王景春多次飾演警察，幾乎涵蓋了所有警種。演反扒大隊長時，他親自抓過賊；演刑偵片時，出了案發現場。至于什么審問、筆錄，他一一親歷，說得頭頭是道。拍《警察日記》時，里面有個場景，公安局長現場調解，承諾為農民工追討欠薪。電影里的農民工來自勞務市場，劇組把他們拉來，堵在了高速公路上。

為了保持原生態的生活感，攝影機架在隱蔽處，沒告訴這些群眾演員，偷偷開始拍攝。有人在農民工前說，“你們等一下，我們去把局長找來。”飾演公安局長郝萬忠的王景春從車上下來，張口就問：“怎么回事??？你們這什么情況？誰欠你們錢了？”王景春拿出煙來分發，和他們拉話，農民工把他當成了當地的公安局長，七嘴八舌地念叨：我是哪里人，什么公司欠了我多少錢……群眾演員說的不是寫好的戲詞，是拿不到工錢的切身辛酸。他們覺得，這個模樣嚴肅、聲音沉穩的中年男人是個大領導，做得了主，辦得了事。王景春騙過了幾十雙眼睛。2013年，第2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上，王景春憑借《警察日記》，獲得最佳男演員獎項。

日本演員寺島忍代表評委會宣讀了頒獎理由：所謂演技的極致，是通過銀幕上人物的一呼一吸來實現的。而對于跨越了人生幾個階段的表現，更是難上加難。在展現角色的缺點、強項和同情心的同時，再能夠把這個人的人格樹立起來的話，就是真正優秀的演技了！

《白日焰火》中，王景春的名字列于演職員表的不起眼處，他飾演的干洗店老板榮榮，是個猥瑣的小人物，鏡頭少，臺詞不多，王景春卻一點兒也沒放松對自己的要求。戲里有個場景，他要縫一件皮夾克，不大動針線的王景春一想，一個開干洗店的，肯定做慣了縫補。于是，王景春拜岳母為師，學了一個月的針線活。戲一開拍，飛針走線，嫻熟精細，“震”了現場所有工作人員。“想當個好演員，就要做生活的搬運工。”王景春認為，戲要成功，必須“下生活”，把角色放在身份的坐標里，細細琢磨，增補臺詞、動作，最大限度去描摹日常。

“有人說過我是‘警察專業戶’，其實我演的不是某個職業，而是這個職業身份下的一個人，要了解這個人什么脾氣，有什么特征，在各種情境下會如何反應，要真聽、真看、真感受，為角色搭建骨架、添上血肉。”王景春躍躍欲試于新的人物類型，他還沒有在任何現代劇中飾演過純粹意義的反派。“如果有來找我的，我當然愿意演，但沒人給我啊，可能都覺得我長得太老實了吧！”王景春嘿嘿一笑，眼神調皮了起來。

他說，自己曾有三個遺憾，一是沒演過古裝戲，張藝謀導演的《影》補全了經歷；二是沒在橫店工作過，拍了《建軍大業》，也可以劃去了；第三是沒有拍過抗日劇，這條仍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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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藝術電影培植土壤

演員之外，王景春還有另一重身份——上海市政協委員。他關注著影視市場，尤其是藝術電影的未來發展。

在被問及對目前藝術電影生存現狀的評價時，王景春蹙緊了眉頭，“特別不好。”在相對輕松愉快的訪談中，他第一次顯露出了焦急、憂慮和不加掩飾的無奈。“我們擁有110多年的電影歷史和文化，我們的電影不應該被如此大量的商業電影占據吧？”

王景春認為，票房不能作為評價藝術電影成就的標準，藝術片的受眾并不少，觀眾熱愛現實主義題材，有時其實是“想看卻無處可看”。以《地久天長》為例，上座率曾達13%，這是一個相當高的數字，說明存在旺盛的觀影需求，但因為片長三小時，所謂“一部片會占兩部片的時間”，很多電影院給出的排片量并不高，影迷想看卻難以找到合適的時段——一天排片三場，上午一場，下午一場，晚上十時最后一場，待放映完都凌晨一時了，上班族很難有精力熬到如此之晚。

藝術片《推拿》上映時排片只有3%，而《闖入者》《念念》更低至1%左右。

2015年，王景春和廖凡合作成立了“春凡藝術電影中心”，致力推動藝術電影的傳播。“我不想發牢騷，只想做點實事，弄個平臺，給藝術片一點空間。”“春凡”目前主要做影展，通過集中放映經典影片，為藝術電影培育觀眾土壤。“春凡”在2018年10月策劃了張藝謀大師展，《紅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歸來》等不同時期的佳作接連放映，盡管都是老片，卻場場爆滿，甚至有人站在過道看完全片。王景春說，他們正在籌備今年的活動，計劃放映第六代導演的作品和國外一些優秀影片。下一步，“春凡”將著手青年導演的孵化。

“電影拍出來，最重要的是能被看到。”王景春說，“我和廖凡作為演員，有些圈里的資源，希望能利用起來。我們想在電影放映后搞見面會，讓新晉導演談談創作方法，分享臺前幕后的故事。”他認為，面對面的交流甚至比電影放映更重要。對于電影業的各種趨勢，他也極為關注。“潮流已經無可避免，以前大眾最喜歡去電影院或在大屏幕看電影，現在手機等移動終端占據了絕對優勢，觀影習慣改了，影視從業者也不該故步自封。”

如今，不少大片制作公司也開始放下身段投資網劇，曾經粗制濫造的網劇正走上嚴謹、精良的路子。他說，一旦遇上合適的網劇，他不排斥做些新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