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干

上世紀70年代，我讀小學時，隨父母居住在湖畔一個很小的生產隊。該隊有29戶151口人，住房是低矮土墻草屋，難見一磚半瓦。印象中，我家三間低矮的草房一到刮風下雨就成了父母的心病。

那時，我家7口人5個孩子，靠父母和哥哥3個人在生產隊干農活掙工分養家糊口。因吃閑飯的多勞動力少，是隊里掛上號的透支戶，生活比較艱難。

每次隊里年終開會，會計公布透支戶名單時，父親總是低著頭看著自己的腳尖一股勁地猛抽煙，一年拼死拼活干農活，風里來雨里去，結果還透支欠隊里錢。父親心中難過，社員心里也不好受。因為你欠了隊里錢也就等于欠了大家的錢。生產隊這口“鍋”就是大家的，你往鍋里摻水，大家碗里也就稀薄了。

為保證透支戶的基本生活，每年的糧油、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生產隊照樣分配給透支戶，但欠賬要轉入下年還，憑工分折抵。本來糧食就填不飽肚子，再打折扣，像我家這樣的透支戶等于雪上加霜。

因連年透支，父親成了生產隊出了名的“負翁”，精神幾經崩潰。隊里和哥哥同齡的人都結婚生子了，而哥哥仍光棍一條。為給哥哥攢錢討老婆，一家人勒緊褲腰帶省吃儉用。正當父母和社員為生活愁眉不展時，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改革的春風很快吹到了農村，吹散了父母及全隊社員心中多年的陰霾，大家興奮不已。

剛過完年，會計就迫不及待地帶領幾個識字的社員，開始丈量生產隊土地，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也叫“大包干”。 “大包干”當年，雖然我家糧食收成不高，但多少總歸是自己的，起碼解決了一家人吃飯問題，不再受“透支”困擾。父親是種地能手愛琢磨，他從責任田挖了幾塊土，用塑料袋包裹著，步行10多公里到縣農科所找熟人化驗，看土壤缺什么元素。化驗后，他帶回幾袋農科所推薦的微生物復合肥。貧瘠的土地被父親喂養得厚實健碩，茂盛的莊稼帶著家人的體溫、聚著家人的心血，成為鄉村最樸實、最優美的風景。

“大包干”第二年，我家糧食總產量破天荒達到1.5萬斤，比第一年增加兩倍多。又經過三四年的艱苦努力，家境大變樣，哥哥結婚生子，余糧堆滿倉，存款翻倍漲，三間破落的草房不見了，住上自建的兩層小洋樓。村里光伏發電，村道硬化，耕地不用牛，點燈不用油……這種生活過去對農民來講只是遙遠的夢想，但上世紀90年代末在我家鄉已變為現實。

隨著農業機械化快速發展，各種農機具進了農家，不僅大大減輕了人們的勞動強度，還空出時間讓更多的人進城務工、經商，賺錢增加收入。2000年春天，我家憑借多年的積蓄，率先在縣城購買了三室一廳商品房，全家搬到了縣城居住。農忙時回村勞作，農閑時在城里開辦農家樂土菜館，過上城市快節奏、有情調的生活，還不斷有收入進賬，日子如芝麻開花節節高。

歷史風云，世事滄桑，再看我家今天的生活，有車有房有店鋪，早已過上小康生活，再也不用為吃飯穿衣發愁了，全家每個人的臉上都寫滿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