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禮

宋金禮的母親生前和他合照。

我今年70歲，母親離開我們整整35年了。父親38歲就去世了，撇下母親和我們5個尚未成年的孩子，還有一大筆債務。孤兒寡母的日子怎么過？

出人意料的是，父親“頭七”剛過，母親就對兩個姐姐和二哥說：“打明天起，你們三個都上學去，這陣子因你爹生病耽誤的功課央先生給補上。”

母親與大哥商定，讓大姐、二姐輟學，讓我和二哥讀書。至今我還記得兩個姐姐輟學后那無奈的神情。二哥上初中起學名時，娘請來當時任小學校長的十一爺宋國俊。她端上一碗荷包蛋，奉上一帖紅紙，請他起名。十一爺摘下眼鏡，正襟危坐，沉思片刻說：“咱們的族譜是‘文章華國，詩禮傳家，德廣聚義，宏道繼發’十六輩，這孩子是‘禮’字輩。因為是讀書人，讀書方能知禮，就叫‘書禮’吧。”說完，拿起毛筆，飽蘸墨汁在紅紙上寫下“ 讀書方能知禮，宋書禮”。從此，“讀書方能知禮”6個字便深深地印在母親的腦海里，成為她日后在艱難困苦中不放棄的精神信條。

1969年參軍入伍前及以后的一段時間里，我印象最深的現象是物資匱乏。母親要同時供兩個中學生讀書，其艱辛程度可想而知。母親定下規矩：已出嫁的兩個姐姐要幫助兄弟；長兄如父，當大哥的要管兄弟。

為了多攢點兒錢，大哥不抽煙、不喝酒，是家里經濟方面的頂梁柱。母親為籌集學費操碎了心、用盡了力。紡線織布、養雞喂豬，凡是能掙錢的活兒她都干。

母親含辛茹苦地操勞獲得了回報：二哥上初中時成績穩定地保持在班級前十名。1960年是個饑饉的年份，他竟在那年考上了縣高中。一年后，我考入縣初中。

1962年麥收季節的一天，我隨母親下地拾麥穗。天將正午，我們倆餓得肚子咕咕叫。不知不覺間，我倆走到一處墓地。母親看了一陣，熱淚奪眶而出，蹲下來大哭——這里是姥爺、姥姥的墓地。他們只有母親一個女兒。母親哭訴著孤兒寡母日子的艱辛，撕心裂肺的哭泣聲令人心碎。太陽難過得躲進云層，旁邊玉米地里株株玉米傷心地低下了頭，墳地里的柏樹隨風嗚咽……

母親太難了！我想輟學在家幫母親，便怯生生地對母親說：“我不上學了，干活頂半個勞動力。”母親聞言勃然大怒，沖我吼道：“家里費那么大勁供你讀書，就為讓你掙幾個工分？”母親越說越氣，順手拿起一根竹棍向我打來。

1964年中招時，我面臨選擇。教語文的張樹林老師找我談話：“報縣高中，學校重點培養，給你最高助學金。”“最高助學金”點準了我的軟肋，令我心動。但班主任張純厚說：“要走出農村有所作為，上大學是農村孩子唯一的出路。信陽高中升學率百分之九十以上，咬牙再苦3年吧。”

母親和大哥聽說后，不假思索地說：“上信陽高中！”之后，我有幸考取信陽高中。母親一邊為我縫補衣褲一邊說：“好好讀書，咱爭取上北京。”

但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全國大學停止招生，1963年至1965級高中生的大學夢成為泡影。

1973年陽春三月，部隊派我到軍委工程兵報社幫忙。經過幾個月的學習、磨合，我基本適應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接母親來北京。走進位于太平路14號的工程兵大院，看著高大的辦公樓、整潔的花園、威武的衛兵，母親滿眼新奇。

機關食堂里可口的飯菜很多，兩角錢一份的西紅柿炒雞蛋、糖醋排骨等隔頓不隔天，我都給母親買。有空我就陪她去天安門廣場、故宮、頤和園、八達嶺游覽。母親干活習慣了，剛來十幾天就要回家，我好說歹說才留她住了一個多月。

臨走那天，母親對我說：“要不是你大哥，還有兩個姐姐聽話孝順，你倆上不完高中。你要待你哥、你姐好。你二哥讀完了高中，你不但讀了書還能編書、出報紙，你倆真正成為知書達禮的讀書人了，要好好工作。這樣我就知足了。”

1985年，我以超出錄取分數線近百分的成績考入河南財經學院貿易經濟系。

1988年清明節，我恭恭敬敬地將大學畢業證書放在父親和母親的墓前，輕聲對母親說：“娘啊，兒子大學畢業了，我知道你一定很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