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在國內(nèi)多辛苦啊！找個中介，只要肯花錢，就能從中學開始由專業(yè)機構設計包裝辦法和成長路線，為進入世界名校做好一切準備。”小學六年級孩子的家長劉靜說，在班里其他家長為小升初焦頭爛額時，她決定給兒子找民辦初中，然后就安心等著出國了。

記者通過調(diào)查了解到，這幾年，一些留學中介紛紛在推高端的“私人訂制”，為準備留學的孩子提供貼身服務。比如，如何更早地規(guī)劃學習、如何把自己打造成國外學校最喜歡的那一類學生、如何讓自己的簡歷更加與眾不同，等等。

劉靜說：“我大概咨詢了一下，時間越長收費會越高，光是咨詢費可能就得幾十萬。”

動輒砸下幾十萬上百萬元的費用讓孩子出國受教育，在留學大眾化的今天，并非個案。從邏輯上來推理，孩子越是享受到貼近自己、適合自己的教育，發(fā)展得就應該更好。但現(xiàn)實是，“我們?nèi)匀幻磕甓紩牭搅魧W失敗的案例，當然也包括那些給孩子花了很多錢進行定制服務的‘土豪家庭’，有時候這樣的家庭更容易產(chǎn)生‘問題孩子’。”啟德教育集團北美產(chǎn)品中心總監(jiān)胡光說。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在采訪中發(fā)現(xiàn)了一個怪現(xiàn)象，家長們在孩子教育過程中發(fā)力的多少與孩子的成功之間并不成正比，甚至，家長設計得越多孩子就越難成功。

留學從父愛型向母愛型轉變

“我不想家、也不想回家。”曾樺說。曾樺是高二到北美留學的。留學是媽媽對他進行人生規(guī)劃中的一步：在國內(nèi)享受扎實的基礎教育，然后到國外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

“我每一步都是按照她的計劃走的，小時候上什么學校、上什么課外班、吃什么東西、交什么朋友都聽她的，我最盼著就是出國，雖然也是按照她的想法，但是至少可以自由一些了。”曾樺說。

不過，讓曾樺沒有想到的是出國并沒有擺脫“被安排”的命運。

一下飛機曾樺就見到了媽媽通過留學機構事先聯(lián)系好的接機人，接機人先遞給他一張當?shù)氐氖謾C卡，然后把曾樺送到事先就已經(jīng)聯(lián)系好的住宿地方，“拿著手機卡，再摸著兜里我媽給準備好的銀行卡，覺得自己根本沒有離開家，最多是到了隔壁城市旅游。”曾樺說。

“現(xiàn)在的家長生怕孩子吃苦，會對我們這些中介機構提出很多細致的要求。”胡光說，現(xiàn)在不少大的機構在國外都有分支機構，這些分支機構的一部分功能就是“無憂管家”，從孩子一踏上外國的土地就給他們提供幫助，從落地、找房子、安排生活，到學校報到、課程安排等一應俱全。

在各種留學群中被稱為“水哥”的、北京和創(chuàng)留學創(chuàng)始人曹賢水曾經(jīng)說“留學行業(yè)已經(jīng)即將從3.0時代進入到了4.0時代”。也就是從之前的留學信息完全不對稱，到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所帶來的信息泛濫，人們之間的差距已經(jīng)不體現(xiàn)在所掌握的信息的多少上，而是體現(xiàn)在是否能對一個領域的信息進行縱向的、專注的研究，從而形成知識體系上。“今年跟我們簽約的學生，都是咨詢了至少3家公司的，有的甚至咨詢了七八家公司”。

在這種變化下，留學機構考慮的是如何轉換服務模式，“我們就要考慮是否能做到‘父愛型’的服務和‘母愛型’的服務兼得。”曹賢水說。

中介公司考慮的是如何提供“父愛型”和“母愛型”兼顧的服務，而在現(xiàn)實中，家長在孩子留學這件事上似乎已經(jīng)完全從原來的“父愛型”轉變?yōu)?ldquo;母愛型”。

1981年出生的趙妍忘不了自己的留學經(jīng)歷。

1996年初中畢業(yè)的趙妍沒有考上高中，她周圍的同齡人有的上了中專、有的上了技校，等著她的是一所職業(yè)高中。趙妍覺得這樣的未來毫無希望，于是決定東渡日本留學。

那個時代，留學屬于兩類人：一類是學習出類拔萃能申請到高額獎學金的；一類就是趙妍這種在國內(nèi)升學無望的，選擇自費留學。

其實當時對趙妍一家來說，出國留學的前景并不比上職高清晰，甚至更加模糊。“但是，與其在國內(nèi)不好不壞的混著，不如出去闖蕩一下，歷練之后總是能長本事。”趙妍的父母雖然是普通工人，卻在趙妍出國留學這件事上異常堅定，在他們看來“孩子吃點兒苦是件好事”。

當時擺在趙妍一家人面前最大的困難就是錢，“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困難，只是其他困難我們即使想辦法也解決不了，只有籌錢這件事能想辦法。”趙妍說。那些日子趙妍家最常見的景象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算計能拿出多少錢，還能借到多少錢，向誰能借錢。

終于錢湊齊了，趙妍到了日本。

“真到了那里才知道，中介只在剛到的時候帶了我們一下，剩下的幾乎全得靠自己。”趙妍說，把必須要花的錢花完之后，“幾乎變成赤貧了”。

“想想那時候的日子真像一下子被扔進了無邊的黑暗中。”趙妍說，雖然很苦、很想家，但是并不敢跟家里人聯(lián)系，因為電話費太貴，而且“家里人知道了情況也幫不了自己”。趙妍很快就開始找工作，“就像很多描寫早期留學生生活的電影一樣，我首先找的也是餐館。”洗碗、端盤子這些事情趙妍都干過，好在，趙妍在國內(nèi)學過二胡，很快她便開始每晚在幾家餐館拉二胡，生活才慢慢穩(wěn)定下來。

趙妍跟曾樺的境遇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其實，趙妍是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雖然從小在父母的呵護中長大，但是那一代的父母還沒有被太多的教育理論武裝，沒有能力設計孩子，再加上當時人們普遍收入水平較低，所以，只能做“狼爸”狠下心讓孩子出國自己闖蕩。這些年，隨著簽證政策的放開、國內(nèi)家庭經(jīng)濟條件越來越好。“出國留學貴和難的問題都解決了。”胡光說，家長們對孩子的影響反而無處不在了，恨不得變身為“貼身保姆”隨時跟在孩子身邊。

家長過度保護 孩子成“媽寶兒”

“這是一個父母用力過猛的時代。”胡光說，隨著從業(yè)時間越長，自己每年都會接觸一些留學不成功的案例，跟這些孩子聊天的時候會發(fā)現(xiàn)，孩子的問題不是出在“學校選得不合理”“課程跟不上”“生活習慣有差異”等具體問題上。

“能力不夠錢來湊”，這成了很多家長的心理，孩子成績不夠就花錢補課，孩子資歷不夠就花錢包裝，孩子自理能力不夠就花錢找個“海外管家”，于是一些機構便推出“30萬、100萬保你出去”的項目。“事實上，留學中介機構是沒法保證這種結果的。”曹賢水說，這種廣告語只不過抓住了有錢家長的心理：“最貴的就是最好的。”

曾經(jīng)有大學老師對大一的新生說：你們一定要“掙斷臍帶做大人”。現(xiàn)在對于孩子來說，“掙斷臍帶”成了很難的事，因為除了臍帶，父母還在努力為孩子們“加固”著襁褓，甚至是金錢堆起來的“黃金襁褓”。

“我們公司是不給學生做網(wǎng)申的。”曹賢水說，因為學生自己經(jīng)歷這個過程是能學會很多東西的，“但即使是我們這種有如此明確定位的公司，學生能夠自己獨立找機構到交錢到申請的占比也不到一半。剩下的基本還是家長代勞。”

其實并不是有錢人家才會給孩子做“黃金襁褓”。

胡光介紹自己曾經(jīng)有一個客戶來自湖北的一個地級市，一家三代擠在一套小房子里，不買房子就是攢錢讓孩子出國留學。

什么都替孩子打理好，換來的并不一定是孩子的感恩，更可能是永遠也長不大的“媽寶兒”。很多孩子到了國外不會鋪床、不會洗衣服，就連跟人正常的溝通都很難。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曾經(jīng)采訪過這樣一個孩子，在寄宿家庭住了3個月也不知道寄宿家庭的父母是做什么職業(yè)的。這孩子每天白天上學，回到家就進自己房間，根本不跟寄宿家庭交流。

而跟這些相比，更讓人痛心的是，總被家長的“黃金襁褓”保護的孩子，無法學會擔當，不能承擔責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直從事留學中介服務的業(yè)內(nèi)人士告訴記者，他最近很煩惱，因為他管的一個孩子在美國上高中，三天兩頭“惹禍”，看誰不順眼就跟誰打架。前些天又因為一點小摩擦便大打出手，最終學校決定作開除處理。“出了事，孩子的父母第一時間不是從自己孩子身上找原因，首先想到的是讓我能出面幫他們把這件事擺平。”這位業(yè)內(nèi)人士說，據(jù)他所知，這個孩子的成長過程每一個關卡都靠父母鋪路，所以根本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記者手記：以前人們經(jīng)常形容80后、90后是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錯亂的一代——以此來形容上一代人對下一代人的失望。其實，現(xiàn)在被父母規(guī)劃、設計、保護的一代才真正讓人擔憂。

這些家長一方面希望孩子出國獨立生活可以學更多知識、增長更多技能、拿到炙手可熱的文憑；另一方面，孩子不用打工不用接觸社會不用跟說外語的人打交道，他們又將孩子用襁褓包裹得嚴嚴實實。那么，這些裹著黃金襁褓的年輕人為何要出國，有一張文憑就能包打天下嗎？回來以后他們能做什么？這些被“抱大的一代”，對自己的行為無法負責的“媽寶兒”，今天不能對自己負責，明天又能對誰負責？（樊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