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高考季。這些年，越來越多的高中畢業生選擇去國外留學學習，而出國留學的途徑也越來越多。

　　如果說中國古代也有留學生，唐代“西天取經”的唐玄奘可以算一個。而大規模有系統地奔赴外國留學，在中國歷史上是從近代開始的，是近代歷史的一件大事。

　　近代留學第一人容閎，通過民間渠道赴美

　　追根溯源，“留學生”一詞是由日本人創造的。遠在1300年前，日本政府為了吸取中國的先進文化，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國來。由于遣唐使是外交使節，在中國停留時間不能過長，所以日本政府從第二次派遣唐使始，同時派來了“留學生”和“還學生”。“還學生”在遣唐使回國時一起回國；“留學生”是遣唐使回國后仍留在中國學習的學生。

　　1840年鴉片戰爭的失敗，迫使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然而守舊的清政府改變的行動很遲緩，最早的留學生，是通過民間渠道實現的。

　　1846年冬，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的美國傳教士布朗在澳門主辦馬禮遜學校，他準備回美國時，想帶幾名學生一同返美。經過一番動員，當時僅有容閎（hóng）、黃勝、黃寬三名學生愿意前往。他們的赴美經費，由香港《中國日報》的主筆美國商人夢奇、蘇格蘭人康培爾等人贊助，以兩年為期，同時還補助他們的父母贍養費。

　　容閎那年18歲。經過98天漫長的海上行程，他們到達美國紐約。容閎等三人進入馬薩諸塞州的孟松學校就讀。

　　1848年秋，一同赴美的黃勝因病回國，剩下容閎和黃寬二人。黃寬得到香港幾位英國商人的資助，轉去英國后專攻醫學，七年后于咸豐六年(1856年)以第三名的優異成績畢業于愛丁堡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他是我國留歐學醫的第一人，后來回國行醫，名聲很大。

　　留在美國的容閎，直到1850年在受到一個婦女團體的資助后才得以進入耶魯大學。他的微積分每次都考不及格，幸虧他的英文較好，幾次獲頭獎，這樣才把平均成績拉起來。據他的同學回憶說，容閎剛進校時“異服異俗，頗受人笑”，但后來“兩得班中英文第一獎品”，則無人敢笑了。

　　1854年，容閎從耶魯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同班共畢業98人，容閎是第一個畢業于美國一流大學的中國人，也被后來人們公認為近代中國留學第一人。

　　接受了西方良好教育的容閎，一心想改變中國落后的面貌。在他看來，如果更多中國人能像他那樣到美國接受教育，了解和掌握西方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回國后對中國進行改造，就會將中國變成美國式的發達國家。也就是“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文明富強之境”。懷著這種“教育救國”的理想，他于1854年11月13日乘船從紐約回國。

　　洋務派主導的幼童留美，雖夭折仍培養出了詹天佑

　　容閎回國以后，四處奔走推動更多人出國留學，卻屢屢碰壁。直到他遇見推動辦洋務的重臣曾國藩，才尋得了機遇。

　　曾國藩與李鴻章籌辦洋務，打算在上海興建一座兵工廠，正急需一名通曉外文、熟悉國外情況的人去美國買機器，容閎被選上了。奉命之后，他不辭辛苦赴美國紐約采辦機器并圓滿辦成此事，曾國藩非常高興，對容閎也更加賞識。

　　然而在容閎心中，讓朝廷挑選幼童組織公派出國留學的想法，卻仍不能順利實現。直到1870年曾國藩同李鴻章聯名上奏，這一計劃才最終被清廷批準。

　　容閎等人隨即開始了緊張的招生工作。由于當時風氣未開，大多數人認為西方是蠻夷之地，而且送自己的子女出國須畫生死押，許多中國家庭都不愿冒這一風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學員才被陸續召集上來。1871年11月，李鴻章奏請以陳蘭彬為正委員，容閎為副委員，駐美辦理一切管理留學幼童的事務。

　　從1872年到1875年，共四批120名幼童全部到達美國，他們之中年齡最大的16歲，最小的僅10歲。其中來自廣東84人、江蘇21人、浙江8人、安徽4人、福建2人、山東1人。

　　孩童們來到異國，在美國友人的幫助下，被安置分住在居民家。開始他們仍身著清朝服裝：長衫馬褂、瓜皮帽。然而在美國生活的日子里，他們無時不受到當地社會習俗的影響，他們打棒球、玩足球，很快就完全“美化”了。他們所學的數學、天文、生物、化學、機械、采礦、土木工程等科目，在當時的中國還沒有。隨著這種潛移默化影響的加深，他們開始在行動上表現出來：對封建的八股文不感興趣，對下跪叩頭等封建禮節非常反感，有的甚至悄悄剪掉了辮子，要去見管教時才用一根假發辮系上應付。

　　這種情況，引來了監督陳蘭彬的強烈不滿，也與容閎產生了不和。后來，陳蘭彬回國，留學生監督幾經換人之后，1876年清政府派由陳蘭彬舉薦的吳子登接任。吳子登看到留學生的這種情況，十分惱怒，于是他向總理衙門上奏，極力鼓動清政府采取措施撤回留美學生。

　　在國內輿論的壓力下，連當時力主派留學生的洋務派首領李鴻章也站在了否定留學生的一邊。結果1881年夏天，一紙命令下達，留美幼童們被分成三批召回了國內。

　　這批留美學生被撤回國后，受到中國士大夫官僚的歧視和排斥，被視為是“洋鬼子”。然而，雖然身處逆境，憑著當年所學和后來奮斗，這批留學生中，很多人還是走出了自己精彩的人生之路。比如辛亥革命后，唐紹儀曾出任臨時大總統、第一屆內閣總理。而其中最有名的留學生，莫過于主持修建京張鐵路的詹天佑。

　　公派赴歐留學原為建海軍，意外成就啟蒙思想家嚴復

　　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給大清國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清政府急切希望創辦一支近代的海軍。于是，留學歐洲與創辦近代海軍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光緒元年(1875年)，沈葆楨派遣福建船廠學生魏瀚、陳兆翱、陳季同、劉步蟾、林泰曾等五人到法國參觀學習。第二年，李鴻章派遣卞長勝等七人赴德學習軍事技術。這是中國學生到法、德兩國學習的開端。此后，陸續又有幾批學生被派往歐洲各國學習。

　　總的說來，清政府派赴歐洲的幾批學生主要是學習海軍方面的專門技術，他們回國后，大都成為中國海軍、造船、航海或其他科學領域中的骨干力量。這些留歐的青年，既有近代化的科學技術和理論，又有高尚的愛國思想，他們是清朝近代化海軍建設的關鍵人物，如林泰曾回國后任北洋海軍的左翼總兵，薩鎮冰為海軍幫統。北洋海軍12艘主要軍艦的管帶，如鎮遠管帶林泰曾、定遠管帶劉步蟾、靖遠管帶葉祖珪、經遠管帶林永升、來遠管帶邱寶仁、濟遠管帶方伯謙、超勇管帶黃建勛都是留歐生。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中，他們多數勇敢堅定，表現了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精神。

　　雖然留學歐洲的主要收獲在軍事方面，但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也給這些留學生們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留學英國格林尼茨海軍學校學習駕駛技術的嚴復是最著名的一個。嚴復來到英國后，除了學習學校里必修的海軍技戰術等課程外，還關心西方的哲學和社會學說。他充分利用一切時機，如饑似渴地從英法一些大思想家的著作中汲取營養。到1879年6月歸國時，他不僅是一名海軍大學的優等生，而且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與文化也有了相當深刻的了解。回國后曾任北洋水師學堂校長20年之久，他的思想與康有為、梁啟超有許多共同之處。他所翻譯的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一書，震動了全國，他借翻譯此書的時機，大聲疾呼：只要發憤變法圖強，中國仍可得救，免于滅亡；而生死存亡，其命運仍然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也成為當時社會上最流行的口頭禪。

　庚子賠款下的留美高潮，收獲豐厚高知人才

　　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后，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規定向諸國賠款白銀4.5億兩，分39年還清。這就是所謂的庚子賠款。

　　7年后，也就是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二十五日，美國國會出于其在華長遠利益的考慮，通過了把一部分賠款退還中國的議案。中美雙方擬定了一項協議辦法，利用這筆賠款遣派中國學生赴美國各大專學校深造，并創設清華學堂，作為中國青年赴美各大專學校深造的預科。

　　從美國退款開始的1909年到清華學堂成立的1911年，舉行了三次甄別考試，以挑選直接赴美留學青年。其中宣統二年(1910年)七月，游美學務處舉行第二次考試，所考科目有：中文論說、英文論說、歷史、地理、算學及德文或法文。而且規定上述科目除中文論說和德文或法文外，一律采用英文考試，足見考試難度之大。考試結果，400名應試青年中有70名考中，第一名為上海南洋中學的楊錫仁，平均成績為79.207分；后來成為著名語言學家和作曲家的趙元任以73.4分的成績名列第二，竺可楨考了63.8分名列第28,胡適考了59.075分，列第55名。

　　1911年4月29日，清華學堂正式開學。到1929年改為清華大學，派往美國的留學生達1279人。這樣，以清華為中堅力量，便形成了清末民初赴美留學的高潮。

　　留美學生大都學習刻苦、成績優良。茅以升考取清華留美生之前是唐山路礦學堂的畢業生，他到美國康乃爾大學研究院留學，僅用一年時間就獲得了碩士學位，令教授們贊嘆不已。而且，由于他入學考試成績特別優秀，校長親自宣布：今后，凡是唐山路礦學堂畢業來康乃爾大學研究院的，可以免試注冊。

　　侯德榜1913年由清華學堂赴美麻省理工學院留學，1917年獲化學工程學士學位，后入柏拉圖學院學習制革，獲制革化學師文憑。1919年他又到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化學工程，兩年后即獲博士學位。

　　胡適在演講方面收益較大，到四年級時，他獲得卜郎吟論文獎，這項榮譽由中國留學生取得，在新聞界引起了震動。當時紐約各報都加以報道，這一來社會各界團體都來請他去演講，甚至美國文化重地波士頓市內的“卜郎吟學會”也來邀請他去演講。

　　在1955年3月公布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這一時期的清華留美生就有諸如周培源、梁思成、湯用彤、楊石先等29人。

　　甲午戰敗促使向日本學習，留日學生成了反清革命主力

　　甲午戰敗的恥辱，也使很多中國人意識到，昔日的學生已成了今日的老師，向日本學習，逐漸成了社會上很多人的共識。洋務重臣張之洞就是倡導青年學生留學日本的積極鼓吹者，他的主張也備受朝廷重視。而當時日本政府中的一些人出于培植在華勢力的信念，也主張積極接受中國留學生。

　　于是，清政府從關系其安身立命的“新政”出發，決定廣派留日學生。1898年，清廷派黃遵憲繼裕庚之后任駐日本公使，并在所擬呈遞日本方面的國書中表示了中國派遣學生的決議。這樣，留學日本的帷幕就拉開了。

　　當時的中國，赴日留學已成為青年人向往的理想和目標。據出使大臣楊樞于光緒三十年(1904年)正月的統計，在日的中國學生已達1300多人，其中學文科的有1100多人，學武科的有200多人，這之中有大量的自費生。到1904年增加為2400人，1905年為8000人，1906年達12000人。1906年是留日最高峰時期，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由于當時的中國青年急于求成，希望在短期內掌握一技之長，歸國后即可施展才能。他們出國前沒有作扎實的準備，以官費生來說，稍具一般知識或稍經考驗，即可膺選；至于自費生，一旦有了經費來源，便可被批準出洋，毫無計劃可言。加上一些日本教育家也鼓吹中國急需的是有某種技能的應用人才，學問高深的專門人才可以慢慢培養，于是，為中國留學生開辦的速成科和普通科大量產生，形成了留學的主流。

　　關于留日學生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有魯迅、郭沫若、李叔同、田漢、歐陽予倩這樣的名字，自然可以說明一切。而留日學生在推翻清朝統治革命中的貢獻，更是有著突出的作用。

　　留日學生們為辛亥革命作了大量的輿論宣傳，當時留日的各省同鄉會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刊物，如《江蘇》《浙江潮》《湖北學生界》《河南》《四川》《洞庭波》，等等。1903年后，這些刊物一致鼓吹革命，宣傳反清。1905年11月創刊的《民報》以宣傳同盟會的三民主義為總綱，在抨擊清政府、鼓吹反清革命、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學說方面成績卓著。留日學生還編寫了大量的圖書，為反清革命提供精神武器，其中以鄒容寫的《革命軍》和陳天華寫的《猛回頭》《警世鐘》影響最大。這些小冊子很快流傳全國各地，特別是兩湖學堂和新軍軍營，對促進各地武裝起義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1905年后，隨著同盟會的成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了高潮，又過了6年，便爆發了埋葬清王朝的武裝起義。在此期間，留日學生成為骨干力量。據統計，從1905年到1907年，同盟會為數可考的會員有379人，其中354人是留學生，占93%，而絕大多數是留日生，如黃興、胡漢民、朱執信、廖仲愷、秋瑾等還主持同盟會的工作。為了將革命推向全國，許多留日生放棄了學業回國活動，他們組織和參加武裝起義，不少人血灑疆場。如徐錫麟、秋瑾分別在安慶和大通起義中英勇就義。 （本文寫作參考吳霓著《中國人留學史話》，劉志強、張學繼著《留學史話》，謝長法著《中國留學教育史》等，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