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編造的粗糙神話

最近二十多年來，“公民社會”這個概念似乎很火。在一些人眼里，公民社會天然合理、天然正義，是應該無條件地予以肯定的“好東西”。

公民社會好在何處呢?按照其倡導者的說法，好就好在公民社會能夠?qū)φ墓珯?quán)力構(gòu)成制約，從而促進民主的實現(xiàn)。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南歐、東歐、西歐、北美一些人提出公民社會是民主前提條件的理論，他們把公民社會說成是實現(xiàn)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甚至充分條件。九十年代初，這種理論傳入中國研究領域，繼而傳入中國學界，很快就成了顯學。自此以后，國內(nèi)外總有一些人拿著放大鏡在中國尋找公民社會的蛛絲馬跡。

然而，只要稍加深究，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公民社會的種種說辭存在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名不正，言不順”;二是“名實不符”。換句話說，公民社會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編造出來的一個粗糙神話，它在概念上含混不清，它那些被吹得天花亂墜的神效未必存在。真正值得中國人追求的是構(gòu)筑一個以勞動大眾為主體的政治共同體——人民社會。

正名：國外定義“公民社會”的三種策略

要判斷一個東西是好是壞，必須得先弄清楚這個東西到底是什么。

“公民社會”是從西文civil society翻譯過來的。事實上，civil society到底應該怎么翻譯本身就是個問題。譯法與概念的內(nèi)涵緊密相關(guān);概念的內(nèi)涵不同，譯法當然也應不一樣。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思想家，不管是自由主義者(如托克維爾)，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如葛蘭西)，對civil society的理解基本上仍然屬于“市民社會”(即人們以私人或市民身份活動的空間)范疇，盡管他們對市民社會所處的位置及其在政治上的意義爭論不休。

直到過去二十多年里，civil society才被賦予了“公民社會”的含義：它既是一片不許國家公共權(quán)威涉足的空間(私域)，也是參與國家政治事務的基地(公域)。問題是，把civil society理解成“文明社會”或“市民社會”，其內(nèi)涵與外延比較容易把握，但一旦被理解成“公民社會”，其內(nèi)涵與外延卻十分飄忽。

定義“公民社會”的第一種策略是指出它不是什么：它既不是家庭，也不是國家，更不是市場，而是介于家庭、國家、市場之間的空間。那為什么不直截了當?shù)匕堰@片空間叫作“社會”，而要把它叫作“公民社會”呢?顯然，并不是介于家庭、國家、市場之間的全部空間都可以被稱作“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特指其中某些部分。那么，到底是哪些部分呢?

另一種定義“公民社會”的策略是列舉屬于這個特定空間的人類組織。2011年出版的《牛津公民社會手冊》列舉了六類組織，即“非營利部門”、“發(fā)展型非政府組織”、“草根組織”、“社會運動”、“社會企業(yè)”、“國際公民社會”。不過，我們也許還可以想到其它有關(guān)公民社會的種種提法，如“獨立部門”、“第三部門”、“慈善部門”、“志愿部門”、“免稅部門”、“社會經(jīng)濟”、“民間社團”、“公共領域”、“社會網(wǎng)絡”等。還有一種據(jù)說屬于公民社會的組織，叫作“公民社會組織”。這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要知道什么叫“公民社會組織”，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公民社會”;而要了解什么叫“公民社會”，又必須知道什么是“公民社會組織”;此乃典型的同義反復。

不少人以為上述類型的組織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現(xiàn)的新現(xiàn)象;其實，它們中的不少是古已有之。在很多國家，宗教性慈善組織和民間互助組織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以前，英國便是一個例子。在有些國家，如意大利、德國和新加坡，那里的某些非營利組織的歷史甚至比國家本身的歷史還要長。

真正的新現(xiàn)象是把本不沾邊的各類組織統(tǒng)稱為公民社會。但由于各國歷史文化傳統(tǒng)畢竟不同，在不同國家，看似與公民社會概念沾邊的組織特征不同，叫法也因而各異。更何況，不管各種類型組織在多大程度上有交合，任何兩者之間都不會完全重合。這樣一來，哪怕有可能列出長長一串屬于公民社會的組織類型，人們還是不清楚公民社會到底是什么。

第三種定義“公民社會”的策略是厘清它涵蓋的組織具備哪些共性。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以前叫作“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從“結(jié)構(gòu)—運行”的視角歸納出公民社會的五個特征：組織性、非營利性、自愿性、民間性、自治性。然而，這五種特征的內(nèi)涵并不容易確定，該研究中心核心人物薩拉門教授對它們的說法就有變化。更重要的是，這套標準未必與現(xiàn)實相符。

“組織性”意味著公民社會必須展示相當程度的組織化、制度化。非正式的、臨時性的、隨意性的聚會應不能算作公民社會的一部分。但薩拉門教授后來認識到，不能排除那些未經(jīng)正式注冊的組織，以及非正式的組織，但他繼續(xù)強調(diào)這些組織必須有日常的會面，必須有會員、必須有被參與者接受的決策機制與程序。問題是，現(xiàn)實中已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沒有真正意義上會員的社團;更不要提虛擬空間已出現(xiàn)的大量網(wǎng)上團體。而它們算不算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呢?

“非營利性”意味著組織可以賺錢，但只能用于完成組織的使命，而不能將利潤分配給其所有者和管理者。問題是，中飽私囊可以采取各種形式，不一定非得采取分配利潤的辦法。近年來，由于政府撥款減少，西方(尤其是美國)越來越多的所謂“非營利組織”卷入贏利性活動，致使“非營利組織”與“營利性組織”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與此同時，有關(guān)“非營利組織”的高管們薪水向大公司高管看齊的報道也不絕于耳。

“自愿性”意味著參與這些組織的活動是以自愿為基礎的。這里的“自愿”缺乏嚴格的定義。問題是，在具有合作主義傳統(tǒng)的那些國家(包括不少歐洲國家)，工會、商會、專業(yè)團體等組織并不是完全自愿的;在宗教勢力強大的國家(包括美國)，人們參與宗教組織活動往往從不懂事時就開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自愿的。這些組織是否應該被排除到公民社會以外?

“民間性”本來被定義為在體制上獨立于政府，不是受制于政府;但后來薩拉門把“民間性”定義為它們不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這意味著，這些組織接受政府的資助并不降低其“民間性”。問題是，這些組織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政府資助才能生存?如果它們離開政府的資助就無法生存，那么它們到底在何種意義上具有“民間性”?

“自治性”意味著各個組織自己管理自己，既不受制于政府，也不受制于資本或其它組織。直接“受制于”也許少見，但如果民間組織資金主要來自外部(如政府撥款、基金會資助、外國援助)，那么政府政策(尤其是撥款政策)、金主的偏好、外國捐助者的資助重點能不削弱那些仰人鼻息的組織的“自治性”嗎?

綜上所述，雖然civil society這種提法已有很長的歷史，但即使在當代，各種對它進行定義的策略也都不太成功。換句話說，civil society原義的“名”還未“正”。civil society的中文譯名也同樣未“正”。前面提到了“文明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三種可能的譯法。而譯為“公民社會”往往會使不了解其西文原義的國人產(chǎn)生種種不相關(guān)的聯(lián)想，仿佛“公民社會”是某種更理想的社會類型(而不是社會團體的類型)。

破除“公民社會”的神話

不僅“公民社會”的概念名不正、言不順，更麻煩的是，雖然新自由主義哺育出的所謂公民社會理論在全球范圍內(nèi)不脛而走，它卻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事實基礎，是不折不扣的神話。“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對各國實際情況的分析表明，新聞媒體和大眾讀物對公民社會的一些頌揚與真實情況有很大距離。正處于轉(zhuǎn)型期的中國對外部世界提供的不同模式非常感興趣，但這也可能造成將自己的理想投射到外部事物上去的危險。因此，有必要對有關(guān)公民社會的種種神話加以剖析。

同質(zhì)的神話。公民社會理論談到公民社會時仿佛它是一個整體，好像其中完全不存在階級差別，各種團體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競爭。這當然是虛妄的假設。任何明眼人都知道，現(xiàn)實中的公民社會絕不是一個同質(zhì)的實體，它也絕不是個牧歌樂園。恰恰相反，公民社會中有貧民窟與花園別墅，有血與淚，有劍與火。把它描繪成寧靜、和平的去處，不是出于無知便是出于欺騙。馬克思主義的偉大貢獻就在于它對社會中階級關(guān)系所作的犀利剖析：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必將造成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利益差別，利益差別可能導致利害沖突，利害沖突會引起壓制與反壓制的斗爭。

圣潔的神話。近年來，對各類民間組織的贊譽可以說是不絕于耳。人們談到營利性企業(yè)時會聯(lián)想到唯利是圖、不擇手段、缺乏愛心;人們談到政府時會聯(lián)想到貪污腐化、繁文縟節(jié)、效率低下。據(jù)說，民間組織獨立于政府和市場之外，在充斥著權(quán)力和金錢游戲的當今世界，它們是一股清流。在很多人心目中，非營利/非政府組織的形象是十分圣潔的。他們認為民間組織是愛心的體現(xiàn)，是正義的象征，是效率的化身，是互助、參與、自治的途徑，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先鋒。民間組織不僅濟貧救困，熱心公益，它們還給人們以歸屬感，并用它們的存在來促進社會的多元化。此外，由它們來提供社會服務也比由政府機構(gòu)來提供更到位，更有效率。總之，民間組織是塊凈土，代表著人世間的真善美。我們并不否認某些民間組織具有上述某些特征，但是，我們切不可忘記，并不是所有民間組織具有上述所有特征，民間組織的發(fā)展中也有假、惡、丑的一面。一些學者早就觀察到，參與民間組織活動實際上是社會精英顯示自己身份的一種方式。一批實證研究表明，參與民間活動有助于保持和促進上層階級內(nèi)部的團結(jié)，并使他們得以主導非營利/非政府活動的方針政策。

獨立的神話。公民社會的擁躉者最看重民間組織的自主性。“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第三部門”、“獨立部門”等這些提法都暗示民間組織獨立于企業(yè)和政府之外。但在贊揚公民社會自主性的時候，大多數(shù)人似乎都忘了問一個問題：民間團體到底靠什么資源生存、靠什么維持其獨立性?在兩種情況下，民間團體可以輕而易舉地擁有自主性或獨立性。一是它們的運作主要依靠其成員的志愿服務(時間方面的捐贈);二是它們的運作主要依靠人們(包括其成員)在財物方面的小額捐獻。這種類型的組織確實存在，但它們規(guī)模小、影響小，公民社會理論關(guān)注的從來都不是這些組織。

國家與社會對立的神話。公民社會理論的意識形態(tài)基因是“自由主義”，凡是談到公民社會的“獨立性”都是指相對于國家的獨立。在這套話語體系中，公民社會似乎是一塊凈土，國家仿佛充滿烏煙瘴氣;好事似乎都是公民社會干的，壞事仿佛都是國家干的。按照這套話語體系的邏輯，政府與民間組織的關(guān)系只能是一種對立關(guān)系：政府作用的擴大必然導致民間組織活動空間的萎縮;反之，如欲拓展民間組織發(fā)展的空間，政府的作用就必須受到限制。這套國家與社會對立的邏輯連美國這個案例都解釋不了。從羅斯福的“新政”到約翰遜的“偉大社會”，美國政府的干預范圍在二戰(zhàn)以后擴張得很快。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美國非營利組織的數(shù)量急劇增加。二戰(zhàn)剛結(jié)束時，全美只有不到十萬非營利組織，這個數(shù)目到六十年代中期已增至三十萬。光是在約翰遜總統(tǒng)宣布實行“偉大社會”計劃的當年(1965年)，向國稅局提出建立非營利組織的申請就比前一年翻了一番。此后，非營利組織的數(shù)量開始劇增。八十年代初里根上臺以后，風向驟轉(zhuǎn)，限制政府干預范圍成為施政目標。但這并沒有為美國民間組織的發(fā)展帶來一個興盛時期。雖然組織數(shù)量似乎沒有明顯變化，但它們的發(fā)展卻面臨了更多的困難。美國的例子說明，政府干預不一定會制約民間組織的發(fā)展;政府功能的萎縮不一定有利于民間組織的發(fā)展。

民主動力的神話。自由主義之所以強調(diào)民間組織的獨立性、突出公民社會與國家的對立關(guān)系，其目的是為了論證公民社會是實現(xiàn)民主的前提條件。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俄羅斯、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進行民主轉(zhuǎn)型之前并沒有多少像樣的民間組織，但這些國家仍然轉(zhuǎn)向了所謂“民主”體制。假如公民社會真是民主體制基石的話，那美國民主恐怕已岌岌可危了，因為自1960年以后，參與社團的美國公眾比重已大幅下降;到20世紀末，已回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的水平。

“人民社會”顯然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標

名不正則言不順，在civil society的本意不清、譯名不清的情況下，奢談“構(gòu)筑公民社會”、“回歸公民社會”、“走向公民社會”、“建設公民社會”，實在讓人不知所云。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被稱為“人民政府”，軍隊被稱為“人民軍隊”，警察被稱為“人民警察”，法院被稱為“人民法院”，檢察院被稱為“人民檢察院”，郵政被稱為“人民郵政”，銀行被稱為“人民銀行”，保險被稱為“人民保險”;如果說要構(gòu)筑某種理想社會的話，“人民社會”顯然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標。

“人民”一詞古已有之。在中國古籍中，它往往指平民、庶民、百姓，也就是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普通民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說出了他對“人民”這一概念的理解：“所謂人民大眾，是包括工人階級、農(nóng)民階級、城市小資產(chǎn)階級、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權(quán)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資產(chǎn)階級(大資產(chǎn)階級)和地主階級所壓迫和損害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而以工人、農(nóng)民(兵士主要是穿軍服的農(nóng)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為主體。”在此前后，毛澤東一直把“人民”看作一個歷史的、變動的政治范疇，而不是泛指一國的全部人口，但唯一不變的是，他所理解的人民主體始終是從事物質(zhì)資料生產(chǎn)的廣大勞動群眾。雖然，改革開放以后，“人民”概念的內(nèi)涵與外延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但其主體依然是廣大勞動群眾，同時也包括一切擁護社會主義和擁護祖國統(tǒng)一的愛國者。由此可見，“人民”這一概念的關(guān)鍵有兩點：第一，它由不同階級組成，并不同質(zhì);第二，其主體是勞動大眾，重點突出。

無論在中文里還是在西文里，“社會”一詞的原義都是指志趣相投者結(jié)合而成的組織或團體。在現(xiàn)代以前，當人們的生活半徑不過幾里或幾十里遠時，他們不太可能產(chǎn)生現(xiàn)代意義上的“社會”觀念;充其量，他們只能形成空間有限的“鄉(xiāng)里社會”觀念。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鄉(xiāng)里社會被看作是一個由血緣、親情串聯(lián)起來的“熟人社會”，是一個群體本位、和諧有機的共同體。通過利瑪竇、馬國賢之類傳教士的引介，中國人的這種社會觀對西方諸如萊布尼茲、維科等近代思想家的社會觀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

工業(yè)革命前后，西方社會分工日益精細，人們的活動半徑也急劇、大幅拓展。這導致十九、二十世紀西方思想家產(chǎn)生出各種新的社會觀。這些社會觀往往在兩個維度上出現(xiàn)分殊：到底是先有個人還是先有社會?到底社會是一個整體還是其內(nèi)部充滿沖突?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現(xiàn)代西方的各種社會觀開始傳入中國。上面討論過的公民社會理論認為，社會是彼此分離個體的聚合，當然是先有個人(同質(zhì)的、抽象的人)，再有社會;它同時把社會看作一個與國家對立的整體。而馬克思主義則不承認存在抽象的個人;恰恰相反，人的本質(zhì)是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既不存在處于“社會”之外的個人，也不存在沒有“個人”的社會，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和具體的社會關(guān)系中。由此推論，“社會”就是全部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總和，而只要還存在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生產(chǎn)關(guān)系就是不同階級之間的關(guān)系，它們之間的矛盾與互動是社會發(fā)展的動力。

所謂“人民社會”就是一國之內(nèi)以勞動大眾為主體的政治共同體。對外，人民社會不是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是驕傲地“站起來了”，自豪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對內(nèi)，人民社會既不是曾被梁啟超嘰誚、曾令孫中山痛心疾首的“一盤散沙”，也不是靠某種假想契約維系的、獨立個人的機械聚合，而是一個既磕磕碰碰、又休戚與共的有機整體。與“公民社會”相比，“人民社會”的理念清晰而無歧義，更容易成為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