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質疑、否定改革的聲音從未間斷。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往往成為對改革開放的無理指責、刻意歪曲甚至惡意詆毀的理由，常常引起人們對改革開放的種種疑慮，動搖人們堅持改革開放的信心，干擾改革開放的正常進程。對于這些錯誤認識，我們必須認真辨析，積極予以回應，以凝聚改革共識，不斷鞏固和擴大全面深化改革的群眾基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前進。

一、幾種質疑改革開放的論調

概括地說，否定或詆毀改革開放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

1.“過頭論”與“不足論”。所謂“過頭論”，主要是針對近年來改革發展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諸如“三農”問題突出，失業的壓力增加，貧富差距懸殊，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事業發展滯后，反腐敗形勢嚴峻等，一些人把這些矛盾和問題歸咎于改革開放，認為“改革開放過頭了”、改革開放偏離了社會主義軌道。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改革開放以后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實際上已經越來越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拋棄了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和原則。與“過頭論”的觀點相反，所謂“不足論”則認為改革還遠未到位。有人說，社會主義就是效率加公平，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是沒有必要的，只要國家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場上調節勞資關系，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就可以了。個別學者甚至提出，必須“從公有制的框框中解放出來”，聲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需要以公有制為主體，應該“用價值目標（共同富裕）界定社會主義，以取代用經濟制度（公有制）界定社會主義”。也就是說，改革只有突破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才算到位。否則，改革就不徹底。

2.國家資本主義論。在西方媒體的話語中，“國家資本主義”總是與中國的改革開放聯系在一起，有人還直接把中國作為定語，稱為“中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如國際投資資本“大鱷”索羅斯認為，中國奉行的“國家資本主義”是相對于“國際資本主義”的一種替代性的經濟組織模式，它有三個特征：其一，政策制定常常出于政治考量，而非單純的商業動機；其二，在和資源豐富的國家打交道時目光聚焦于資源本身，而非那些國家的政權性質和老百姓的利益；其三，注重雙邊渠道，而非積極參與國際多邊體系。索羅斯及其同行們渴望中國放棄一切經濟主權，以便他們在中國巧取豪奪更多利益，如果中國堅持自己的主權原則，維護自身經濟安全，抵制國際壟斷資本對中國的經濟掠奪，則會被他們直接扣上“國家資本主義”的帽子。

3.新官僚資本主義論。一些人認為，中國現在搞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新資本主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導致了兩極分化，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產生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在他們看來，“改革的過程已經基本被一些利益集團所左右和扭曲”，中國現在搞的是“新官僚資本主義”或者說是“資本社會主義”。這是一種不負責任地亂貼標簽，但其影響卻使一些望文生義者以偏概全，在不知不覺中糊里糊涂地喪失了對改革開放的信心。

4.政治體制改革滯后論。有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并沒有帶來政治上的根本變革，甚至認為，“政治體制改革滯后阻礙了經濟體制改革”。

總起來看，對改革開放的種種指責、否定或質疑、困惑，要么是因為不了解中國國情和社會發展的實際而產生的誤解，要么是帶著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而妄加揣測的偏見和曲解。

二、幾個應進一步明確和強調的問題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絕非歷史的“偶然”，而是中國人民“窮則思變”的偉大覺醒，是中國人民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的主動變革。30多年來中國發展的成就證明，改革開放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成功之路。中國人民靠自己的智慧、苦干而開創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中國實現現代化開辟了美好前景。當前，必須克服對改革開放的種種指責、曲解甚至詆毀，消解種種疑慮和困惑，不斷增強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識。

1. 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改革開放。實踐充分證明，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第一，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中國經濟的繁榮局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總量不斷邁上新臺階，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由弱變強，成功實現由低收入經濟體向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歷史性跨越。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645億元躍升到2014年的636463億元。1978年我國經濟總量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過德國，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份額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已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

第二，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生活實現了從基本消滅貧困到解決溫飽，再到總體小康、向全面小康目標邁進的歷史性跨越。201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后，實際都比1978年增長十幾倍，城鄉居民擁有的財富明顯增加。貧困人口大幅減少，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人減少到2010年的2688萬人，平均每年脫貧544萬人。

第三，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中國的國際地位。我國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和內陸，從制造業到農業和服務業，從大規模“引進來”到大踏步“走出去”，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大幅提升。2013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4萬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一。《金融時報》為此刊發評論：“過去30年，每隔約4年，中國貿易額就會翻番”。2014年我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1196億美元，連續多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對外直接投資則達到1160億美元。

36年來的實踐告訴我們，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這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條寶貴經驗。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改革開放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2.改革決不是搞私有化。有些人所謂的“改革開放不足”，實際上是認為私有化不足，認為只有私有化才能搞市場經濟，只有私有化才能促進經濟發展。有的人以打破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為名，主張削弱甚至像蘇聯解體時那樣分掉國有企業；有的人以要素市場形成為名提出要搞土地私有化，等等。這些觀點的影響和后果都很危險。私有化過去不是改革的方向，現在和將來也不會是改革的方向。這是因為：

第一，私有化并不一定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目前，世界上實行私有化的國家經濟體有近200個，其中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只占極小部分。《經濟學人》認為，今天西方多數國家的經濟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即通過借新債還舊債的方法，解決經濟和財政問題。法國和意大利已經30多年沒有實現收支平衡了，冰島政府因治理無方使“國家破產”，近年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已將私有化經濟的不可持續性暴露無遺。2008年以來，西方國家經濟普遍陷入嚴重衰退，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據報道，2012年美國1%最富有人群的收入，占全民年收入的19%，創下1928年以來最高紀錄，絕大多數中產階級生活改善緩慢，相當多的人甚至生活貧困化。

第二，私有化不是發展中國家包治百病的“良方妙藥”。前些年，西方一些人在俄羅斯搞“500天計劃”，以“休克療法”搞私有化運動，瓦解了俄羅斯原有的經濟制度，從根本上打亂了整個社會的變革秩序。烏克蘭推行私有化改革的十年，國民經濟倒退了60%。阿根廷在西方支持下進行的“私有化”改革，也使國民經濟嚴重衰退，國家負債1300多億美元，社會分化，人民貧困，貧困率由私有化之前的7.7%猛增至30%，失業率超過了20%。可以說，許多國家的“私有化”帶來的是“貧困化”，是民不聊生，是民族的沖突和國家的動蕩。

歷史的教訓值得深思。在中國改革的進程中，離開了公有制為主體搞私有化，必然會產生兩極分化，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削弱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主導作用，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放棄國有企業的影響力，甚至分掉國有企業，必然會為國際壟斷資本所控制，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獨立就難以保障。因此，經濟改革要不斷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

城鎮化是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土地私有化絕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出路。我國人多地少，經營規模小，勞動生產率低，人均耕地僅0.1公頃，農戶戶均土地經營規模約0.6公頃。如果實行土地私有化，其結果非但不能加快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反而可能導致大量農民失去土地， 大批涌進城市卻難以就業，可能會出現城市貧民窟化。事實證明，私有化不符合我國現實發展規律，不符合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我們決不能搞土地私有化，而要堅持以人為本，建立和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體制機制，合理引導人口流動，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不斷提高人口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公平正義，使全體居民共享現代化建設成果。

3.改革決不是搞國家資本主義。否定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性質，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成是“國家資本主義”或“新官僚資本主義”，是完全錯誤的。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西方媒體熱炒“國家資本主義”話語，更多的目的是給我們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簽。2012年，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在多個場合發表演講使用這個概念，作為其批評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理由，她認為，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構成經濟和戰略挑戰，以主權財富基金和大型國有企業為特征的國家資本主義會造成世界范圍內以企業為基本單位的經濟競爭不平等；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缺乏透明度和問責制，可能成為一些國家濫用經濟優勢、干擾鄰國發展的工具。

用“國家資本主義”或資本社會主義稱呼中國，否認中國社會主義的性質是荒謬的。

第一，將世界劃分為自由市場和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簡單化的思維。世界是多彩的。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模式也只是資本主義世界中的一種模式，其他還有英國模式、萊茵模式、瑞典（福利國家）模式、東亞模式等等。把世界分為“市場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兩個陣營過于簡單化，事實上，幾乎所有國家都或多或少存在著政府干預經濟的形式，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

“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當今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每個國家都能夠根據本國的國情創造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和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本國國情相結合的、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另一種現代化發展道路（或模式）。世界是多向度發展的，不能總是用美國或西方的標準來裁判其他國家的發展道路。

第二，經濟行為的合法性并不取決于國家或企業的性質，而取決于經濟競爭是否平等，是否遵守競爭規則。 西方經濟學的主流一直有意貶低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如果認真回顧主要發達國家崛起的歷史，就不難發現國家在其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總結20世紀以來的發展經驗，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國有企業有利于在提高發展中國家經濟福利的同時實現社會目標。

“國家資本主義”論者總是攻擊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和腐敗問題。腐敗問題是全球性的普遍問題，并不為某些國家所獨有。國有企業并不必然就是低效率和容易滋生腐敗，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歷史上都存在大量的國有企業。沒有充分證據表明，國有企業效率和問責程度比私有企業差，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國國有企業的效率和社會責任表現突出。而美國一些企業明顯缺乏透明度和社會責任，尤其是經營者對于所有者缺乏責任。這些企業肆無忌憚地進行所謂金融創新，其實是不負責任地玩轉移風險的投機游戲，而危機來臨時又能因“過大而不能倒閉”，得到政府的巨額救助，侵吞納稅人的利益。“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對美式資本主義的反抗。

自由資本主義只是經濟行為天然合法的一個神話，企業績效的高低、社會責任的大小并不取決于是國企還是私企。中國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國有企業的效益和效率都有所提高。當然，提高企業績效的根本途徑是競爭而并非一些人所鼓噪的“私有化”。中國自加入WTO以后，一直遵循既有國際規則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參與世界經濟競爭，獲得較多的發展機遇和合理的發展空間。無論是運行主權財富基金還是開展國際投資，都是依照國際經濟規則和國際慣例，在改革開放中，甚至給外資以超國民待遇。中國企業一直按照國際規則在國內外市場展開競爭，并創造了經濟總量快速躍升的“中國奇跡”。2014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6128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全年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028.9億美元。截至2014年底，我國累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已達6463億美元。我國已從商品輸出階段進入投資輸出和服務貿易輸出階段。這令西方一些人驚訝和恐懼，所以，他們總是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標簽來打壓中國。可以預見，今后圍繞國際貿易規則話語權的斗爭將更加激烈。

4.改革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決不能相互否定。中國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路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跨出第一步，才有第二步。有些人喜歡將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割裂甚至對立起來。或者是對改革開放前的時期全面否定，以襯托、解釋改革開放后的成功；或者是批評改革過程中出現的貧富差距、腐敗蔓延等問題，用改革開放前的時期來否定后一時期，認為改革開放前30年實行的是典型的社會主義，更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的設想和人民群眾的愿望，等等。所有把兩個歷史時期完全對立起來、互相否定的觀點，都是片面的、錯誤的。

西方左翼學者普遍認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是和改革開放前所打下的社會經濟基礎和人民所受到的教育分不開的。例如，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認為：“改革前30年的基礎建設是后30年發展的起點。”那種認為毛澤東為了意識形態而犧牲現代化建設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在毛澤東時代，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30%增加到72%，中國已從一個基本的農業國轉變為一個初具規模的工業國。”（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7頁）

歷史已經證明，如果沒有1949年建立新中國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積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質、制度條件，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改革開放就很難順利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很難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僅包括對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繼承和發展，也包括對探索中正確的經驗總結和獨創性理論成果的繼承和發展。如，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中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要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要堅持以農業為基礎和工業為主導，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走一條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社會主義可分為“不發達”和“比較發達”兩個階段；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反對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官僚化、特殊化等思想觀點。盡管上述思想觀點和方針政策有的并沒有得到貫徹落實，有的沒有堅持下去，但黨在這一時期的經驗總結和認識成果，為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重要思想來源。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0頁）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不能相互否定， 它們是堅持、改革、發展的關系，是繼承和創新的關系，它們始終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指導，同時又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一方面，二者在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基本制度、根本任務、奮斗目標基礎上相互聯系，兩個歷史時期之間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另一方面，二者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著很大差別，也包括進行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內外條件、實踐基礎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別。其中，有的差別是具有轉折意義的，比如，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前后兩個時期的聯系則是本質的、內在的，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只有正確認識這種聯系與區別，才能看到，無論用哪一個歷史時期否定另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對黨的歷史的否定，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

5.改革決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中國的改革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以經濟改革為先導，有效推進價格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貿易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等，以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或置換舊的制度結構，經濟改革任務也由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改革整個過程中，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政治改革選擇了積極穩妥、有序推進的道路，漸進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因此，說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滯后的觀點是錯誤的，也是不符合實際的。

眾所周知，農村實行家庭聯產責任制之時，政治上就廢除了人民公社體制，后來又廢除了領導干部實際上的終身制，實行任期制。可以說，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在穩步推進。中國的改革首先是一個經濟發展過程，改革總體上不存在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改革在某些方面滯后的問題，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某個領域，改革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我們黨所領導的改革歷來是全面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我們要靠不斷改革創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發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不能把這說成是不改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社會上很多意見和建議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但也有些意見和建議偏于極端。一些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搖旗吶喊、制造輿論、混淆視聽，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對此，我們要洞若觀火，保持政治堅定性，明確政治定位。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研究》[13AKS004]、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研究》[13WTB013]、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江蘇文化軟實力提升對策研究》[2012ZDAXM00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法政部主任，江蘇省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