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公民社會歸根到底是一種內生的社會現象。我國公民社會的主體自始至終都是我國公民，公民社會建設是我國公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積極探索社會改革和社會建設的過程

歷史中的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是英文Civil Society的中譯詞，又譯“市民社會”或“民間社會”。作為一個在哲學、政治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領域被廣泛使用的學術范疇，公民社會早在古希臘時代就已出現。西方先哲亞里士多德被認為是這一范疇的首倡者。亞氏以后，西塞羅、阿奎那、洛克、盧梭、費爾巴哈等人從不同角度論及公民社會。黑格爾就公民社會留下了大量論述。馬克思則在批判繼承黑格爾相關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公民社會理論。葛蘭西、哈貝馬斯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公民社會理論。約翰·基恩甚至提出并探討了“社會主義公民社會”問題。

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公民社會作為關于人類社會認知的一個范疇，可以說一直走在時代的前面。如同引領人類思想和社會進步的一把火炬，它從希臘城邦激辯的淬火中走出，經歷了羅馬深厚的法律文明、中世紀城市文明、宗教革命與政治變革的洗禮，經歷了資產階級革命與民主——共和的政治歷練，見證了東西方文明沖突和演變，目睹了20世紀后期此起彼伏的私有化浪潮，也迎來了被稱為“顏色革命”、“街頭革命”的新抗議時代。唯其如此，公民社會成為最易被“泛政治化”的范疇之一。

歷史給我們至少有兩點啟示：第一，公民社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有著現實政治關懷的學術范疇。無論在古希臘，還是在黑格爾、馬克思、哈貝馬斯那里，這一范疇都有著強烈的實踐性或政治意義。特別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公民社會成為新興資產階級戰勝封建等級制和農奴制的重要武器。用馬克思的話說，公民社會既是“批判的武器”，同時也是“武器的批判”。第二，公民社會是一個伴隨人類思想進步和實踐發展而逐漸成熟且越來越重要的范疇。隨著歷史的演進，公民社會的論爭經歷了一個由模糊而漸向清晰、由混亂而漸向有序、由分歧而漸向共識的過程；公民社會的外延從最初的城邦走向城市，進而走向整個社會；公民社會的內涵則從單純的“私”延伸到市場經濟，進而轉變到公共領域，成為社會公共性的代表。這一過程表明：對公民社會的認識隨著人類的發展進步特別是公民社會本身的展開而逐步深化，逐漸成熟，公民社會越來越成為人類社會自我認知的一個重要學術范疇。需要強調的是：公民社會這一范疇本身并不包含明顯的政治傾向或意識形態屬性。不能把公民社會簡單理解成一個政治范疇，特別是不應給公民社會簡單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簽而使之“泛政治化”。

理論上的公民社會

關于公民社會存在各種不同的解釋，因而形成許多理論。馬克思主義公民社會理論由馬克思本人提出，并經葛蘭西、哈貝馬斯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豐富與發展，形成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其基本觀點包括：公民社會是一定歷史條件下人與人之間通過各類社會組織等交往形式構成的全部社會關系的總和；構成公民社會的各種社會組織具有非政府的、非市場的屬性，它們獨立于國家體系和市場體系之外，是自主的公民之間基于一定交往形式所形成的公共領域；這些公共領域具有公共性、民間性、多元性、法定性、開放性和共識性等特征。2004年，美國學者愛德華茲出版《公民社會》一書，系統整理了迄今為止關于公民社會的各種觀點和分歧，他將既有的公民社會觀點劃為三大類：強調結社生態、強調價值取向、強調公共領域。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發表俞可平的一篇論文，將公民社會定義為“國家或政府系統、以及市場或企業系統之外的所有社會組織或民間關系的總和”，“是官方政治領域和市場領域之外的民間公共領域”。

從馬克思主義公民社會理論出發，結合愛德華茲和俞可平的上述觀點，我把公民社會理解為包含社會組織、社會價值和社會場域三個不同向度的社會現象或社會狀態。這種社會現象或狀態普遍存在于現代社會，成為現代國家的基本架構之一，對一個國家的市場體系的發展和政治——行政體系的運作具有重大影響。具體來說，我所定義的公民社會有三個基本向度：其一，公民社會組織，即公民在志愿和自主參與基礎上發展形成的普遍的、多樣化的社會組織形態，以及在社會組織發展的各個不同層面所達成的自律、互補、共治并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組織生態，由此形成區別于現代國家中政治——行政體系和市場體系的公民社會組織體系；其二，公民社會價值，即公民在自主參與的各種社會活動中所表達的具有普遍認同的社會價值。其中包括基于自由、獨立和權利意識的公民精神，人們相互間的信任、互助、包容等社會倫理或規范，以及社會的公平、正義、公益等普適價值或公共精神；其三，公民社會場域，即公民能夠自由進出、平等交流、表達訴求、協商對話的公共輿論空間或公共領域。這種以公民為主體所形成的社會場域并非一定的物理空間，而是各種觀點得以相互作用的“場”及達成共識并采取集體行動的“域”。公民社會場域具有公共性、開放性、多元性等特征，一方面能夠影響公共權力及政策，另一方面也能制衡專制、強權和資本的壟斷，同時具有豐富社會資本、傳播意識形態、增進文化價值等作用。上述三個向度分別從組織、價值和場域三個方面反映了公民社會。換言之，無論公民社會組織、公民社會價值，還是公民社會場域，都可理解為公民社會，都是公民社會在不同向度上的體現。從另一個視角看，公民社會在三個不同向度上的體現，反映了其總體的發育或成長狀態。同時，這三個向度也是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的。

需要強調的是：公民社會并非只是一個宏觀的總體性范疇，而是有其微觀和宏觀的兩個不同層面。在微觀層面，公民社會基本等同于社會組織，既表現為其內部治理結構與外部結社生態、制度環境等，又表現為體現在這些組織身上的公益宗旨、公益項目及活動，以及不斷積累和擴大的公益資源，還表現為這些組織在參與社區、政府乃至政治領域等公共活動時所具有的影響力、話語權及渠道等。在宏觀層面，公民社會指的是這樣一種狀態：在一個社會中，各種形式的社會組織都能夠得到較為充分的發展，它們作為公民自發和自主的結社形式能較容易地獲得合法性支持，作為公民及其群體的社會表達形式能多渠道地進行溝通、對話、協商和博弈；公民及其群體因社會組織的存在而增加社會資本，企業等營利組織因社會組織的存在而富有社會責任，黨和政府等公共部門因社會組織的存在而更加民主、高效，提高問責能力，整個社會因社會組織的存在而富有和諧性、包容性、多樣化和風險承受力。這樣的一種由社會組織的充分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狀態，我稱之為公民社會。

實踐中的公民社會

上世紀80-90年代我國理論界就公民社會問題展開討論的一個重要實踐背景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體制的改革及整個社會的轉型，一個基于市場經濟并獨立于國家體系之外的公民社會已初露端倪。近十多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完善，公民自主參與社會經濟事務的積極性不斷高漲，我國城鄉涌現出大量社會組織，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公民社會在實踐中已經興起。從當前看，我國公民社會在實踐中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公民社會組織蓬勃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十多年來，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改革的推進和整個社會轉型，一大批社會組織紛紛成立，活躍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數量增長看，目前我國在各級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基金會、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已逾50萬家，這個數量是2000年的3.3倍。而從實際開展活動的社會組織看，據我的調研估計，我國現有各類社會組織總量約相當于民政部門登記的8-10倍。與數量的巨大增長相對應的是，我國社會組織的整體素質、治理結構、內部管理和規范化程度，比十多年前有了很大改善；各類社會組織間形成的網絡體系和結構框架已初步成型；盡管管理體制的改革尚未完成，但社會組織發展的制度環境已經發生顯著改善。這一切表明，我國公民社會在組織這一向度上已呈現初步繁榮的局面。

第二，以公益為中心的公民社會價值體系開始起步。隨著各類公益事業的發展和公民志愿行動的展開，以及富人慈善、企業社會責任及社會企業的探索，我國公民社會正在探索形成以公益為中心的社會價值體系。近年來特別是汶川地震以后，我國社會捐贈增長迅速，盡管受到2011年公信力危機的影響，但以公民為主體的個人捐贈、微公益等網絡捐贈持續高漲，非公募基金會發展突飛猛進。同時，各種形式的志愿服務蓬勃興起，企業社會責任在包括民營企業、跨國公司的各類市場主體中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探索用市場機制解決社會問題并實現公益目標的社會企業方興未艾。這些表明，我國公民社會在價值這一向度上開始邁出以公益為中心的可喜一步。

第三，以政策倡導為主體的公民社會場域開始形成并發揮作用。一部分社會組織及其聯合行動積極倡導公共政策的改進，溫州打火機協會成功推動對抗歐盟的反傾銷聯合行動，綠家園志愿者等30多家環保社會組織反對怒江建壩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并催生了相關法規和政策修改；一些地方探索建立以城市治理等公共管理為主題的公民協商對話平臺，如杭州的“市民圓桌會議”、溫嶺的“民主懇談會”等。在網絡空間上，近年來蓬勃發展的IT技術帶動了微博、微信等網絡公共領域的發展，使得微博問政、網絡倡導成為信息時代最具影響力的公民社會場域。

此外，在各級政府大力推動的社會管理創新實踐中涌現出許多成功的經驗，如重慶巫溪通過大力發展村民互助組織構建和諧互動的“樂和家園”，河北肅寧通過發展黨、政、經、社四類組織探索鄉村重建的“四個覆蓋”，浙江溫州在社區社會組織中貫徹“無候選人”的直接選舉并探索“業主治理”的社區模式，廣東順德通過建設社會創新基地探索培育發展社會組織的新模式，烏坎則以對話方式化解官民沖突，走出了真正村民自治的大膽嘗試。這些表明，實踐中的社會管理創新也在積極助推公民社會的發展。

總之，我國公民社會已經起步并有了一定發展。盡管實踐中還有很多問題和困難，但以公民為主體的社會組織已成蓬勃發展之勢，公民的社會價值和社會場域也在積極生成并發揮作用，初步形成了我國改革開放格局下政治——行政體系、市場體系與公民社會體系共同發展的局面。

對公民社會的一些誤讀

對公民社會的誤讀主要有六個方面：一是把公民社會誤讀為取消黨的領導的政治結社；二是把公民社會誤讀為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三是把公民社會誤讀為強調乃至固化社會分層的“精英社會”；四是把公民社會誤讀為主張草根民權乃至劫富濟貧的“平民社會”；五是把公民社會誤讀為以街頭抗議為主的“暴民社會”；六是把公民社會誤讀為西方反華勢力進行政治滲透的工具。這些誤讀，一部分以論文、專著、評論等形式公開發表出來，大部分則并未公開發表，而是出現在各種內部報告、文件及會議上，因此很難展開公開的學術討論，但在相當程度上具有誤導輿論甚至誤導決策的作用。舉兩個例子簡要分析一下。

認為公民社會將取消黨的領導，不僅是對公民社會的誤解，也是缺乏政治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表現。公民社會不是政治結社，與黨的領導分屬社會建設和政治領導兩個不同層面，在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同時探索公民社會建設，恰恰是近年來許多地方黨政部門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經驗。如廣東的深圳、順德，浙江的溫州、寧波，重慶巫溪、河北肅寧等許多地方，推進公民社會建設不僅緩解了長期緊張的黨群干群關系，還加強和改善了黨的領導。

認為公民社會是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實際上誤讀了公民社會的本質屬性及其與政治意識形態或社會形態的關系。公民社會在本質上是包含社會組織、社會價值和社會場域三個不同向度的社會現象，既不是意識形態，更無法替代社會形態。有資本主義的公民社會，當然也應有社會主義的公民社會。公民社會存在于政治——行政體系和市場體系之間，是現代國家的基本架構之一。我們要建設現代國家，當然也包括建設一個具有現代意義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公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