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上班時間比現在早。《詩經·齊風·雞鳴》中，妻子催丈夫起床：“公雞已經叫了，上朝的都已經到了；東方已經亮了，上朝的已經忙碌了。”由此可見，從春秋起，古人就有了“雞鳴即上班”的傳統，往后，這個時段就定型為“卯時”，即早晨五至七時。于是，“上班點個卯”也就流傳至今。古代上班早，下班也早。古人上班第一件事是“開會”。在中央，皇帝每天早上要舉行“朝會”，也叫“上朝”，屬最高國務會議。參會官員是“六部九卿”等省(部)級以上官員。朝會內容有兩項：一是皇帝做出決策，征求大臣意見；二是大臣有重大事項，需報請皇帝批準。朝會的時間，根據議程多少有長有短，一般多在辰時(上午九時)結束。正常情況下每天如此，所謂“君王不早朝”，那是例外。

 缺勤打屁股  遲到扣工資

上午九時“散朝”后，各官員在宮門外吃完皇帝恩賜的“早點”后，就各自回衙門，或落實皇帝在“朝會”上的最新旨意，或處理日常工作。這是京官一天的工作模式，地方與京城大同小異，不贅述。

古人治“庸”，首先從“遲到早退”抓起。古代官員以“清、慎、勤”為原則，“勤”的起碼要求便是按時上班下班。對遲到早退、缺勤或朝班失儀等“庸懶散”行為，歷朝均有懲治辦法。

明朝“治庸”流行“打屁股”(即廷杖)，規定缺勤1天處笞20小板，每滿3天加一等，滿20天處杖打100大板。為不因遲到而挨打，明朝曾發生一起冬天高官誤跌御河溺死的事，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來魏忠賢當權時，紫禁城不準點路燈，說是為防“火患”，還禁止官員騎馬坐轎。冬天天亮得晚，路上又黑燈瞎火的，結果百官“戊夜趨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審視不辨”，于是“追尾”之事經常發生。一天，一名住得離宮較遠的官員可能起晚了，因怕“朝會”遲到，一路小跑，加之下雨路滑，慌亂中沒辨清方向，竟失足御河，命喪九泉。

對于遲到缺勤，除了“打屁股”外，還有扣工資、降級、撤職甚至“坐牢”等五花八門的處罰措施。

先說“遲到扣工資”。唐玄宗時，“文武官朝參，無故不到者，奪一季祿”(《唐會要》卷二四)。到肅宗時，“朝參官無故不到，奪一月俸”。再到文宗時，“文武常參官，朝參不到，據料錢多少每貫罰二十五文”。再說“缺勤被撤職”的。清乾隆時，一個叫錢在上的翰林給皇孫當老師，只因連日缺勤，便奉旨革職留任，由此失去了外放考差、收受孝敬的賺錢機會。還有“因曠工而坐牢”的規定。唐律規定：“曠工滿35天判處有期徒刑1年。倘是軍事重鎮或邊境地區工作的官員，還要罪加一等。”

明代張居正的“考成法”

抓考勤當屬“治標”，那如何“治本”呢？如何對付那些碌碌無為、尸位素餐的庸官，歷代都在“推陳出新”，明朝張居正的“考成法”很有代表性。 以對六部尚書(相當于國務院各部長)的考核為例，其管理方法是：將各部長每年須完成的工作和期限登記成3個賬簿，并分別在本部“給事中”“都察院”“內閣”留存。然后，各部長每月需呈供完成工作情況的依據，分別親赴“給事中”“內閣”和“都察院”。

對照賬簿，完成一件就勾銷一件。最后，“內閣”“都察院”“給事中”等三部門逐件核實官員提供的工作完結依據，如有部門發現其沒有如期完成工作的，就按規定予以處分。

按此辦法，萬歷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撫按官名下未完成事項共計237件，撫按諸臣54人。鳳陽巡撫王宗沐、巡按張更化，廣東巡按張守約，浙江巡按肖廩，以未完成事項數量太多而罰停俸三月。萬歷四年，山東17名、河南2名官員，因地方官征賦不足九成而受到降級處分，而山東2名、河南9名官員受革職處分。張居正當政期間，按“考成法”，裁革的冗員竟約占官吏總數的十分之三。

（據《北京晚報》  李志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