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分房到買房

新中國居民居住條件的變遷

新一輪樓市限購的來臨，使房子又成為一大熱門話題。回顧歷史，從最初的私房社會主義改造到現在的商品化市場，“住”一直是我們生活的核心內容之一。

1959年，遼寧沈陽郊區工人村，家庭聚會（資料圖）。

私房的社會主義改造

上世紀5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如火如荼。“一化三改造”的完成，使得生產資料大部分收歸國有。由于城市住房困難，中央開始推行經租房政策，動員有房者出租私有房屋。 1958年6月4日，北京市私房改造領導小組開始制定“私有出租房屋的社會主義改造”，稍后，各省、直轄市紛紛效仿，很快推廣至全國。政府房管部門負責經租房的經營，如管理、收租、修繕等，并把租金的20%到40%發給經租房的業主。經租房之稱由此開始。

1958年底城市私房改造基本結束，1964年7月政府正式宣布：私人租賃性質的住房關系基本不再存在了。到1978年，我國城鎮住房中74.8%為公有住房。這樣的做法，在最初的時候，雖然部分滿足了城市無房市民的住房需求，但是背離了經濟規律。

住房投資嚴重不足導致全國主要城市都面臨住房嚴重短缺的困境。 1978年和1950年相比，人均居住面積由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缺房戶869萬戶，占當時城鎮總戶數的47.5%。事實證明，靠政府福利分配，是很難實現“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居住理想的。

大院與工人新村

1950年，為了保護古都北京的老建筑，我國著名的建筑學家梁思成與陳占祥吸取巴黎與倫敦的前車之鑒，建議在北京西郊建設新的行政中心。雖然“梁陳方案”最后被否定了，但軍隊大院留在了西郊城外。高校大院集中在北京的西北面，上世紀50年代初，學院路上自南向北建設了著名的 “八大學院”。

而國家和市屬機關的宿舍院，則散布在城外各處，其中三里河地區又是主要的聚集區。和北京相比，上海就要更費腦筋來解決工人階層的居住問題。上海原本就是中國的工業中心，工人極多，居住環境普遍很差。

1950年，根據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長陳毅指出：“目前經濟情況開始好轉，必須照顧工人的待遇和福利。”在此背景下，曹楊新村“1000戶”工人住宅 （實際建造1002戶，即曹楊一村）和“兩萬戶”住宅先后應運而生。曹楊新村成為新中國最早的“工人新村”，之后上海又在滬東、滬西兩個工業集中分布區建設了多個工人新村。此后，在上海乃至全國都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工人新村建造活動。各種各樣的家屬院給很多人留下了難忘的記憶。

福利分房的終結

對于福利分房制度，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公平。

一些強勢的部門利用手中的職權，占有很多優質的資源，比如土地、蓋房的資金、房屋產權等，手中掌握著巨大的社會財富，這些單位通過強勢地位取得了巨大的壟斷利潤，而一些清水衙門由于職權弱勢，很難分到一杯羹。另一方面，福利分房很容易滋生腐敗。其中，最有名的故事是關于數學家陳景潤的。按照當時所里的規定，陳景潤是個單身漢，職稱低，又不擔任行政職務，要改善居住條件的話，也只能住四人一間的集體宿舍。但是即使幫助陳景潤住集體宿舍這樣的事情，也一直拖著沒有能夠解決。

后來，在胡耀邦的關心下，數學所最后費了很大力氣，終于為陳景潤調整出一間16平方米的朝陽房間。

住房的商品化

1998年，《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文件出臺，決定自當年起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貨幣化、住房供給商品化、社會化的住房新體制。在停止福利分房的時候，中國的住房商品化已經試點了10年了。

在這10年期間，實行的是商品房交易與福利分房并行的制度。在福利分房的末期，由于有了市場參照，而且可以進行買賣，能分到房子的人，對“福利”的感受更深。

1987年12月1日，中國首次以公開拍賣的方式有償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原深房公司總經理駱錦星舉起11號牌，贏得中國土地“第一拍”，后來深房公司在競得的這片土地上修建了東曉華園。

住房的商品化，是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改革之一，不但讓更多的人擁有住房，而且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觀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產權的概念。所謂 “有恒產者有恒心”，那些擁有住房的人，對社會的穩定起著巨大的作用。

（據《文史博覽》  黃小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