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上有個原則：用桶打水，不如修管道，修好一條管道，可以引來源源不斷的水。今天管黨治黨，也是如此，既要管住人，還要凝住魂，需要把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結合起來，用制度的“管道”管住人，用理想信念的“心學”凝住魂，從而形成全面從嚴治黨的合力。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前者強調制度規范，后者強調責任監督;既強調思想建黨，又注重制度治黨。二者精準發力、雙策并施、相輔相成，體現了十八大以來黨內法規設計的新理念：用“正、反、合”的智慧，設計好主體性制度與保障性制度，把制度的原則性與人的主動性結合起來，把人的“自律”與制度的“他律”結合起來，利用制度與人共同發揮作用的函數關系，實現從嚴治黨全方位、全覆蓋、全過程。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用制度管黨治黨。黨的十八大以來，用制度和改革的方式抓黨的建設，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我們黨在制度建設的探索中日益走向成熟、走向自信、走向理性。在這方面，六中全會既重視制度的規范，更重視制度的執行，真正把制度建設擺在了突出位置。

　　首先，強調了問題導向。好的制度既能接天線，也能接地氣。能接天線，說明抓住了共性;能接地氣，說明覆蓋了個性。中國這么大，黨員規模這么大、構成如此復雜，如果從書本出發、從假設出發，那么很可能抓住了共性，丟掉個性;抓住了面子，丟掉了里子。因此，管黨治黨必須從問題出發，堅持精準發力，管黨治黨才能落到實處、卡住要害、點住命脈。比如，在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黨員、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要重視的諸多問題，而《準則》和《條例》絕大部分制度都是奔著這些問題來的。而且，六中全會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就是針對我們黨今天面臨國際國內環境的嚴峻挑戰，針對管黨治黨中出現的各種矛盾與風險，針對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各種阻礙，而作出的符合黨心民心的鄭重選擇，這也是六中全會的一項重大政治成果，必將對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其次，強調了對“關鍵少數”的約束力。六中全會突出了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比如，在黨內政治生活方面，強調了各級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必須以上率下，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在黨內監督方面，必須牢牢抓住主要負責人即“一把手”，充分履行管黨治黨責任，自覺履行自我監督職責。

　　再次，強調了制度設計的科學性、嚴謹性。《條例》強調，黨內監督沒有禁區、沒有例外。這意味著監督者本身也要受監督。這是一種貫穿整體的監督形式，即通過強化自上而下的監督、改進自下而上的監督、相互監督三個維度，實現內部制衡、自我監督。此外，把黨內監督和黨外監督結合起來，有利于把全面從嚴治黨融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中，從而把黨的建設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融為一體。

　　最后，強調了明責、問責。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再好的制度、再好的倡導，如果沒有專門的問責主體，都會變成稻草人。六中全會把黨中央統一領導監督工作與分層監督結合起來，把紀委的專責監督與監督主體的多層性結合起來，梳理了問責主體的職責，對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

　　六中全會把制度建設擺在管黨治黨的突出位置，就是要用制度的邊界規范行為的邊界，用制度的力量激發人的力量，用制度的權威塑造黨的權威和黨中央的權威，最終通過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發揮黨內監督的政治保障作用，培育出具有歷史傳承與時代特色的黨內政治文化，構建山清水秀的黨內政治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