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度以來，上市公司在完成三季報披露后，股東減持風潮涌動。 Choice數據顯示，11月以來，已有百余家上市公司披露控股股東、持股5%以上股東及董監高的減持情況或公布減持計劃。

　　事實上，上述股東的減持動作只是年終減持套現的“冰山一角”。統計數據顯示，11月和12月A股市場將迎來 限售股解禁高峰，這兩個月的合計解禁市值接近6000億元。隨之而來的新一輪減持潮正暗流涌動。

　　對此，市場人士多認為，合法合規的股東減持行為是市場參與者有序流動的表現，在三季報和年報之間的“窗口期”，上市公司股東增減持操作增多也合乎常情。但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大股東和董監高惡意減持套現事件也屢見不鮮，市場上甚至存在著面向股東減持的所謂“咨詢服務”、“金融服務”，利用上市公司股東減持過程中的信息優勢等，做二級市場炒作“配合”及減持股份“倒騰”等生意，存在著灰色地帶。這部分減持動作，正游走在法律法規的邊緣。

　　減持高峰來襲

　　臨近歲末，A股市場迎來上市公司股東減持套現的高峰期。資訊數據顯示，進入四季度以來，上市公司重要股東持股變化方向為減持的公司就有326家之多，涉及減持股份總計247678萬股，減持參考市值3388624萬元。

　　而12月即將到來的解禁洪峰更是挑戰仍相對脆弱的市場神經。 長江證券 研究報告指出，從2016年11月開始，全部解禁市值呈現遞增放量趨勢，今年11月、12月和2017年1月分別為2320億元、3653億元和4356億元，其中12月更是達到2016年全年解禁量的高峰。

　　對于年末的解禁潮和A股市場所處的解禁密集區域，多家機構投資者指出，在抑制資產泡沫、防止資本脫實向虛的背景下，市場仍相對缺乏交易量上的活躍性，解禁浪潮所引發的“ 大小非”減持潮或對仍在恢復中的市場造成壓力。

　　不過，市場人士也同時表示，限售股解禁對市場帶來的影響將是多方面的。 國金證券 分析師指出，應當區分限售股 解禁股東的不同身份，來衡量股份解禁對個股股價的影響。資訊數據顯示，在年末至明年初的解禁個股中，首發股東解禁股份和定增解禁股份占據絕大多數。其中，在年末至明年初首發股東解禁的公司有100多家，而定增限售股解禁的案例則更多，去年以來的上市公司定增浪潮正引發定增解禁個股的“噴涌而出”。統計數據顯示，11月以來，兩市已有上千筆 大宗交易減持，其中限售股解禁減持占據很大一部分。

　　“首發股東解禁或參與定增的控股股東等解禁，一般處于對公司長期回報的看好，解禁后隨即減持的情況較少。一般一些機構或個人投資者參與的定增項目，在限售股解禁后，減持套現的動機較為強烈，特別是一些公募專戶產品、資管計劃的定增資金，有著按期限減持等規定。當然，在上述股東股份解禁減持之際，并不會一定導致公司股價下挫，一些資金在離場之際，往往在二級市場有拉高股價等動作。”上述分析師表示。

　　兇猛套現傷害了誰

　　在11月以來的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大股東和董監高的減持中，有一些特點值得市場注意。

　　其一，“清倉式”減持頻現，出現一些上市公司股東清倉減持、套現離場的減持計劃。例如， 凱發電氣 股東廣發信德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97%的股份)，計劃自減持計劃公告之日起后的三個交易日后至2018年6月4日，至多減持所有股份。 美利云 則公告稱，持有公司股份650萬股(占公司總股本比例0.93%)的股東中國新元資產管理公司計劃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個交易日后的6個月內清倉減持退出。 朗源股份 公告稱，持有公司8180萬股(持股比例17.37%)的股東楊建偉也拋出至多清倉的減持計劃。

　　“市場對于清倉式減持較為敏感。但事實上，需要投資者區分清倉式減持的主體。一些財務投資型的資本在股份解禁后，選擇清倉式減持退出的情況較為常見。而近年來出現的控股股東等清倉式減持和股權轉讓退出的情況則需引起重視。”上述國金證券策略分析師表示。

　　事實上，此前永大集團實際控制人呂氏家族清倉式減持套現近70億元受到廣泛關注和質疑，這也引發一些市場人士“減持猛于虎”的感慨。而隨著呂氏家族的一路減持，公司業績也節節下滑，今年前三季度公司營業收入減少29.94%，凈利潤下滑51.81%。再如 易聯眾 的發起人和原實際控制人古培堅，在公司上市時持有公司35%的股份，而截至2016年三季報，古培堅已只剩3.69%的股份。

　　其二，近期，部分在此前市場大跌之際維穩股價的上市公司股東增持資管計劃等進入減持通道。例如，根據中國證監會于2015年7月8日發布的《關于上市公司大股東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增持本公司股票相關事項的通知》， 天津磁卡 控股股東設立的定向資產管理計劃，近日完成減持計劃，資管計劃清倉減持公司總股本0.2456%的股份。 貴研鉑業 控股股東云錫控股公司通過資管計劃維穩股價增持的股份，也在近期完成了全部股份減持。

　　中國證券報記者從上述公司了解到，控股股東資管計劃的減持退出系資管計劃本身的條款設置。“控股股東通過資管計劃增持實現維穩股價的目的，現在正實現正常的減持退出。希望投資者不要放大控股股東資管計劃減持退出帶來的影響。”公司投資者關系部門人士表示。

　　雖各類股東減持動機各有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A股市場基本呈現凈減持狀態。根據渤海證券統計，2011年至2016年上半年期間，共有2575家A股上市公司的重要股東通過二級市場完成增減持操作，其中絕大多數屬于中小市值公司，流通市值超150億元的公司占比僅為15.88%；交易方向則以減持為主，平均每周發生凈減持的股票數大約為凈增持股票數的兩倍，而周凈增持股票數大于凈減持股票數的情況不足兩成，且主要集中于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期間。實際上，這一現象與特殊的市場環境密切相關。而剔除這一特殊時段，A股市場基本保持凈減持趨勢。

　　警惕惡意減持“套路深”

　　對于A股市場遭遇的“減持潮”，市場人士表示，基于對市場整體走勢、公司投資價值的判斷，上市公司股東的合理減持行為本無可厚非，但也不乏部分股東在利益驅使下做出違規或惡意減持的行為。

　　梳理此前監管部門重點關注的違規減持動作發現，其中的“套路”包括上市公司大股東或董監高等利用“高送轉”方案等利好消息配合減持；上市公司大股東等在減持套現、落袋為安之后，上市公司出現業績轉折甚至變臉；上市公司公然違背不減持承諾；借助大宗交易渠道，一些減持方在違規地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與多方資金相互“勾連”等。

　　事實上，圍繞著股東減持，市場上已出現一條打政策擦邊球，甚至是違法違規的產業鏈。

　　胡先生是上海一家“投資和財富管理機構”的市場拓展人員，在他的所謂上市公司股東減持“咨詢服務”和“金融服務”范圍內，減持成了一門地地道道的生意。“第一，我們可以提供減持期的‘市值管理’服務，告訴股東方特別是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如何利用利好消息，維護好二級市場股價，找到較好的減持窗口期，利益最大化，這樣做我們收取一定的咨詢費用；第二，我們有‘金融服務’，可以為股東在減持之時，提供二級市場拉升股價的資金，當然這樣做需要參與減持收益后的利益分成，我們投入的資金也要收取費用并需要‘借用方’提供相應的兜底保障；第三，我們還可以在大宗交易平臺上幫助股東快速實現減持套現，我們可以代持，也可以直接收取資金的使用費，具體可以談。總之，我們可以實現股東減持的‘一條龍’服務。”胡遠在介紹公司所謂的“業務”時眉飛色舞。

　　“上市公司也很反感這樣的減持服務和減持工具，哪怕是公司控股股東來用，對上市公司而言也是貽害無窮。在這樣的所謂服務下，上市公司二級市場股價偏離正常值，必然有糾偏的過程，對股價的穩健成長而言百害無一利，監管部門對此類‘生意經’的監管查處也會越來越嚴格，股東冒險火中取栗，淪為工具的上市公司最終則要承擔后果。”對此有上市公司董秘表示。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劉姝威撰文指出，輿論將惡意減持套現行為稱為“勝利大逃亡”，股市也因而被稱之為“上市公司大股東和董監高的提款機”。在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約束下，為什么中國股市頻繁發生惡意減持套現事件？散戶占中國股市投資者的大多數是大股東能惡意減持套現，“勝利大逃亡”的投資者結構基礎。而惡意減持套現行為被說成“不合理但合法”，則說明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有漏洞。要制止惡意減持套現行為，我們必須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