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國際金融論壇（IFF）兼職助理研究員　黃云卿

　　G20杭州峰會的成功舉辦，標志著中國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邁向新階段。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積蓄了厚重的力量，使中國能夠對全球經濟治理進行協調和引領。有形的力量之下蘊藏著無形的智慧，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亟待轉型之際，中國究竟能夠貢獻怎樣的智慧？筆者認為應當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哲學思想中尋找答案。

　　首先，以“利不悖義”的義利觀為全球經濟治理樹立個體層面的行為準則。孔子在《論語》中提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也倡導“居仁由義”。“利”之取得不可有違“義”之約束，這就為人類追逐利益的實踐活動提供了指引、設立了標準。“義”與“利”并非對立關系，中華傳統思想主張以義取利，“義”是實現“利”的道德指引。并且，在必要時須棄利而行義，“義”因而也是評判“利”的價值標準。在全球經濟治理的具體實踐中，這樣的義利觀要求各國不得為追逐個體或局部利益而損害它國及全球層面的整體利益，不得通過轉嫁危機來規避風險，不得為追求眼前的利益而犧牲人類長遠的共同利益。

　　在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期間，西方主要國家采取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政策，致使全球經濟狀況加劇惡化，極端民族主義思潮迅速蔓延，貿易摩擦逐漸轉化為軍事對抗，最終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類慘劇。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在東亞各國均身陷貨幣大幅貶值的危局時，中國頂住國內出口下降、需求不振和失業增加的巨大壓力向世界莊嚴承諾維持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并通過相關國際組織和雙邊渠道向泰國、印尼等受危機嚴重沖擊的國家提供援助，為維護地區乃至世界的經濟秩序和安全穩定做出了突出貢獻，這充分展現了中國“利不悖義”的責任擔當。

　　其次，以“親仁善鄰”的合作觀推動全球經濟治理在區域層面的發展。先秦思想中不乏睦鄰、友鄰的相關論述。曾子有言，“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指出了與鄰為善的重要性；墨子宣揚“兼愛非攻”，堅決反對恃強凌弱。明朝初期更是將以德睦鄰作為發展對外關系的主導方針。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為全球經濟增長帶來了持續而深遠的負面影響，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世界主要經濟體紛紛實施自利的量化寬松政策時，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并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旨在促進相關國家在政策、設施、貿易、資金和民心等諸多領域的互聯互通，為周邊基礎設施落后國家提供建設資金支持，為全球貿易增長與經濟復蘇注入開放性和活力。中國以多邊主義為依托踐行利濟天下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奉行與鄰為伴的睦鄰、安鄰、富鄰政策，這與19世紀美國以界定和宣示勢力范圍為動機在美洲推行“門羅主義”有著本質區別。在不斷并行發展的全球化和區域化趨勢下，中國開展睦鄰友好的周邊外交并積極推動區域間的深化合作，為有效全球治理的實現奠定了堅實基礎，這充分展現了中國“親仁善鄰”的大國風范。

　　最后，以“和而不同”的價值觀調和全球經濟治理中全球范圍內的差異分歧。“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在中國思想史上源遠流長，然而此種“大同”是建立在“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基礎之上的，對多元性的理解和包容與西方主要國家在推行其價值觀的歷史進程中執意堅持普適性的態度截然相反。正所謂和而不同，是為大同。“和而不同”絕非空洞的玄奧哲理或是妥協的權宜之計，它體現著對不同地區、國家和族群之間客觀存在著的差異性的正確認識與充分尊重，是塑造和諧共生世界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基石。

　　正如坦桑尼亞前總統尼雷爾曾指出：“依靠資本主義發展則意味著我們將權力交給別人來決定我們的命運。”數次經濟危機和轉軌國家的經濟衰敗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力推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及由其衍生而來的華盛頓共識蒙上了揮之不去的陰霾，西方主導的國際貨幣經濟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條件性貸款因侵蝕受援國的經濟獨立和政治自主而飽受詬病。而中國則倡導一條“和而不同”的道路，2013年初，習近平主席在尼雷爾國際會議中心演講時明確重申，中國對非洲發放的優惠貸款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幫助，為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做出了重要表率。在亞投行籌備期間，一些西方媒體和政客鼓吹中國試圖在既有國際金融體系之外拉幫結伙、另起爐灶。事實上，中國發起成立亞投行絕非另起爐灶，而是為現存全球經濟治理結構添磚加瓦，以修正和完善不合理的制度規則。“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亞投行與西方主導的多邊開發金融機構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它將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基礎上進行項目評估和貸款發放，它會充分考慮受援國的實際國情并對不同政治體制、宗教信仰、民俗文化給予尊重和保護，為各國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自主的路徑選擇，這充分展現了中國“和而不同”的恢弘氣度，以及中國在外交關系上踐行“命運共同體”、“新型大國關系”、“互聯互通”、‘新安全觀’、“正確義利觀”、“親誠惠容”的中國智慧。

　　冷戰結束以來，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然而全球經濟治理的能力水平卻始終不足以與全球化的發展程度相匹配，這背后體現出全球治理智慧的稀缺。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增長以及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制度話語權的日益提升，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必將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