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jù)二戰(zhàn)以來的國際經驗，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當中，真正能從中等收入上去、順利實現(xiàn)跨越的就十多個。其中，一半左右是資源型國家，比如石油輸出國，剩下的就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按照這個比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實在太小，換句話說，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個大概率事件。

　　拉美國家一直被作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其陷入原因，主要在于民粹主義

　　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導致一個經濟體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呢？從國際分工體系角度，可概括為“高不成，低不就”：一方面由于技術創(chuàng)新不足，高端產業(yè)無法與發(fā)達經濟體競爭，即“高不成”；另一方面，隨著各類成本上升，低端產業(yè)被更具競爭力的其它經濟體爭奪過去，即所謂“低不就”。從社會發(fā)展角度看，則與“民粹主義”有關。拉美國家一直被作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其陷入原因，主要在于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一詞的本義是“迎合大眾情感的政治主張”的意思，歷史淵源是俄國19世紀60－70年代和美國19世紀末一些政黨的政治主張，比如通過收入再分配來滿足社會上一些人的要求。后來，這個詞泛指那些為了拉選票而不顧國家的長遠利益，簡單迎合一些人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短期利益的政治行為和政策主張。在現(xiàn)代政治經濟學意義上，主要指的就是犧牲經濟長期發(fā)展在短期內過度實行收入再分配和社會福利制度（以及諸如民族主義）的一系列政策主張。

　　拉美民粹主義的“流行”，是有各種歷史與現(xiàn)實原因的。首先與其自身的殖民地歷史有關，與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收入差距過大、大批民眾生活在貧困狀態(tài)的現(xiàn)實情況有關。拉美長期以來是歐洲的殖民地，由此形成的外資主導、貧富差距等問題非常嚴重。這些無疑成為主張國有化與再分配的民粹主義的土壤。其次，20世紀初拉美快速的城市化和民主化進程也催生了民粹主義。隨著大量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形成了市民階層。他們越來越強的政治訴求，使得對于這個階層的關注變成拉美民粹主義的重要特點，民主帶有盲目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粹主義在早期被看作是城市民粹主義，體現(xiàn)出對于農村的忽視。這一特點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改變。另外，拉美民粹主義的出現(xiàn)，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即經歷了一戰(zhàn)、大蕭條、二戰(zhàn)，這些社會動蕩、經濟波動以及凱恩斯革命與羅斯福新政等，使得福利社會、政府干預等深入人心，從而奉行此類主張的民粹主義大受歡迎。

　　民粹主義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福利趕超，會導致財政赤字、債務危機、增長停滯等一系列不良后果，使國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現(xiàn)代民粹主義包含很多內容，比如，通過強制性的全員就業(yè)，實行就業(yè)保護；強制提高工資或實行補貼政策，大規(guī)模實施相對高標準的普惠制的社會福利制度；針對殖民主義和外國資本的“民族主義”，限制外資和外國企業(yè)的發(fā)展；國有化，或強烈地偏向公有企業(yè)，歧視私營企業(yè)；在通貨膨脹發(fā)生時，用控制價格的辦法干預經濟，保持名義工資水平。民粹主義政策的核心內容，是試圖通過政府主導的收入再分配和超出財政承受能力的補貼政策來學習發(fā)達國家的福利制度和就業(yè)保障制度，以達到快速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快速縮小收入差距的目的。正是這種福利趕超，導致了財政赤字、債務危機、金融危機、增長停滯等一系列的不良后果，使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阿根廷為例。19世紀末，阿根廷經濟的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分別為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一半，與日本相同，略高于芬蘭和挪威。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為3797美元，高于法國的3485美元和德國的3648美元。甚至在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然領先于日本，與意大利、奧地利和德國大致相等。然而，一個世紀以后，阿根廷的人均GDP?遠不如上述國家，是典型的處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而這和多屆政府（典型的如庇隆）推行民粹主義政策有很大關聯(lián)。

　　民粹主義的福利趕超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了拉美的發(fā)展歷程，這方面有哪些教訓值得汲取

　　盡管僅僅以福利趕超的邏輯來演繹拉美增長的所有故事是過于簡單化了，但民粹主義的福利趕超的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拉美的發(fā)展歷程，這方面的教訓值得我們認真汲取：第一，忽視發(fā)展階段的經濟趕超。拉美的進口替代工業(yè)化戰(zhàn)略強調自給自足，不重視利用全球勞動分工及本國比較優(yōu)勢，實行經濟趕超；后果是工業(yè)化發(fā)展滯后，就業(yè)創(chuàng)造能力不足，經濟增長停滯。第二，忽視財政限制的福利趕超。拉美的福利趕超一是運用外匯擴大進口，二是實行赤字融資，提高工資增加福利。結果是忽視了宏觀經濟的限制（主要是財政限制），一方面?zhèn)_高筑，另一方面卻因為進口替代戰(zhàn)略創(chuàng)造貿易盈余的能力有限，導致清償能力不足，陷入債務危機。第三，忽視市場機制的政府主導。民粹主義福利趕超普遍采用政府主導來動員資源，同時配合行政性控制，這包括提高關稅、壓低物價，高估本幣，以及對產業(yè)部門的各類補貼等。所有這些做法，扭曲了市場價格信號，導致資源誤配置，嚴重阻礙了拉美的工業(yè)化進程和經濟增長。

　　民粹主義福利趕超的核心是再分配。但當再分配目標與增長脫節(jié)，特別是發(fā)展戰(zhàn)略、宏觀政策以及市場機制因再分配目標而發(fā)生扭曲，從而不利于就業(yè)創(chuàng)造和初次分配的時候，再分配目標不但難以實現(xiàn)，反而更加惡化了（拉美貧富差距至今仍居高不下就是例證）。

　　怎樣才能避免民粹主義，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民粹主義是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重要原因。鑒于此，中國需要汲取拉美教訓，避免民粹主義，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重視初次分配的重要性。盡管在當前階段，中國需要在經濟增長與福利增進之間尋求一種平衡，但要避免強調分配忽視增長的做法。這里應特別強調初次分配的重要性。初次分配是指在生產領域中形成的收入分配。注重初次分配就要重視經濟增長與就業(yè)創(chuàng)造。拉美民粹主義沒有把重心放在增長與就業(yè)上，相反，很多再分配的措施對于增長與就業(yè)實際上是一個負面影響。如補貼工業(yè)化形成資本密集化，從而導致就業(yè)創(chuàng)造能力不足；增加工資、勞工保護以及社會保障，提高了勞工成本，引起就業(yè)下降。就業(yè)不足，一方面阻礙了增長，另一方面導致初次分配不公平（如就業(yè)與失業(yè)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對中國而言，要強調增長的核心地位以及增長過程中初次分配的重要性。只有經濟增長，產業(yè)吸收能力增強，創(chuàng)造更多的城市就業(yè)崗位，促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貧富差距（主要是城鄉(xiāng)差距）問題才能得到更好的解決。同時，初次分配領域中存在的不公平，如壟斷行業(yè)的高工資、國有企業(yè)紅利未能上繳為社會所分享以及腐敗等問題，也需要及時糾正。

　　第二，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應與發(fā)展階段相適應。就當前中國而言，適度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是民生發(fā)展的需要，是推行共享發(fā)展理念、實現(xiàn)包容性發(fā)展的重要內容，但要特別注意不能超越發(fā)展階段。一方面，社會保障水平的過快提高，會增加勞動力成本，進而削弱國際競爭力、影響產業(yè)的梯度轉移，不利于長期增長。另一方面，在經濟下滑形勢下，財政收入增長下滑也很嚴重。因此，提高社保水平，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同時可調動國家-市場-社會三方力量，形成個人、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等第三部門共同負擔社會性支出的格局。

　　第三，打造民生工程應尊重市場機制。?由于經濟增長與社會發(fā)展的失衡，社會上出現(xiàn)了要求政府承擔更多責任的呼聲：即政府應該調整支出結構，增加社會性支出（如教育、醫(y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在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方面發(fā)揮基礎性作用，使低收入人群也能獲得均等化的服務。這些呼聲在當前階段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強調政府責任的同時也要明確政府責任的限度及“政府失靈”問題。拉美民粹主義福利趕超強調國有化和政府干預，在此過程中出現(xiàn)了低效率和腐敗。我們應汲取教訓，推進國有企業(yè)改革，提高國有企業(yè)效率；同時應簡政放權，減少政策干預，讓市場發(fā)揮決定性作用。還要防止因過度保障而帶來負面激勵和道德風險問題，部分高福利國家經濟活力不足、經濟增長遲緩就是前車之鑒。此外，社會公共品的供給不足往往歸咎于“市場失靈”，從而需要政府介入。但“政府失靈”以及政府干預的負面作用也非常明顯。因此，打造民生工程仍應尊重市場機制——尋求福利增進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平衡實際上也是在尋求政府與市場之間的一種平衡。

　　（選自2015年12月28日《北京日報》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