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新春

       在上蔡縣與汝南縣交界處，緊挨219省道的上蔡縣邵店鎮(zhèn)，有一個叫學田的村莊。她既不像周圍趙莊、馬莊、文莊、臧莊等村莊以姓氏命名，也與相鄰的五里鋪以距離為特征名稱不同，學田村的名字有些另類，也顯得卓爾不群。搜索電子地圖，叫學田的地方并不多見，在全國也只有八九處。雖然學田地名稀缺，但學田作為一種教育保障制度卻存在了一千多年，甚至在今天，一些偏遠的地方仍有“以田養(yǎng)學”的學田影子。

從清代楊廷望組織編修的《上蔡縣志》看，與學田制悠久的歷史相比，邵店鎮(zhèn)學田村的歷史并不久遠。它是清代隨著這片學田開辟而成的村落，村中村民多是當時學田租種者的后裔。由學田村到學田，學田村為我們預留了一個窺探歷史的窗口，也讓我們有機緣近距離認識和了解駐馬店學田那些已經(jīng)沉寂的歷史。

一、學田村與學田制

學田初見于五代十國的南唐，宋代開始推廣。據(jù)《續(xù)資治通鑒·宋真宗乾元元年》記載：“庚辰，判國子監(jiān)孫奭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shù)百人，臣雖以俸錢贍之，然常不給。自臣去郡，恐漸廢散，乞給田十頃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宋朝的駐馬店屬蔡州，著名的詞人秦觀，即民間所稱的與蘇東坡妹妹蘇小妹喜結(jié)良緣的秦少游，曾任職蔡州州學教授。如果州學學田在各州推廣，想必蔡州也該有自己的學田。

學田的來源最開始由皇帝詔賜，此后又有官府從官田中撥給、地方撥款購置、私人捐獻或捐錢購置等方式獲得。從駐馬店地區(qū)現(xiàn)存《汝寧府志》和各縣縣志的記載來看，駐馬店學田來源也大都與此相同。

清代邱天英《汝陽縣志·典禮志·儒學·社學》記錄了明代汝陽縣（今汝南縣）學田的基本情況，說：“學田，舊額一頃二十畝，在馬鄉(xiāng)店南。知縣岳和聲置二頃六十畝，知縣王萬祚奉文置兩頃二十三畝……”這段位于馬鄉(xiāng)店南（今汝南縣梁祝鎮(zhèn)附近）標稱“舊額”或一些縣志稱作“原額”的學田，是皇帝賞賜或官地撥付的學田，享有免除國家賦稅的特權(quán)，且不準買賣。而同樣是學田，明代汝陽知縣岳和聲、王萬祚在萬歷年間購置的學田則需要“計一歲田租輸納，正供之外，以供諸生月課給賞諸費，余則分給貧生，佐其膏火。”（金鎮(zhèn)《條議汝南利弊十事》）完納田賦后，才能把剩余部分用于學校支出。

駐馬店地方史志中有明確文字記載的個人捐置學田的記錄，發(fā)生在明朝萬歷年間。倪明進《泌陽縣志·學校志》說：“泌于明萬歷年故營繕所所贈焦洪祖始捐地五十畝，以少供課餼之需。”從縣志記載的語氣來看，這可能也是泌陽縣第一宗私人捐置的學田。駐馬店地區(qū)封建時代最后的學田捐地，見于陳銘鑒《西平縣志·閻公書院》的記載：“光緒三十年，邑拔貢趙國楹復捐助學田三百五十畝，宅基兩處，坐落均在儀蜂鎮(zhèn)西北八里高槐樹村附近。”為表彰這次捐地助學，趙國楹由拔貢直授福建長泰縣知縣，任職到民國初年。

官員個人捐俸或民間人士捐錢購置的學田，在清代也非常普遍。《汝寧府志·藝文志》收錄的金鎮(zhèn)《重立天中書院記》說，他“捐俸置民田二頃，仿學田之制，為書院莊田。”張縉璜、李景堂《確山縣志》卷十四《教育》也記載說：“咸豐年間，又經(jīng)前知縣陳夢蓮、姚琨、黃衠三次倡捐，在東一保馬莊、東六保小陳莊、北五保李樓、北三保國樓，購置田地八百余畝。”不過，這些官員或民間私人捐款購置的學田，也是需要繳納田賦的。

為了解決辦學經(jīng)費的不足，官府也會想出一些其他的辦法增加學校經(jīng)費或?qū)W田。《新蔡縣志》中朱朝望的《創(chuàng)建學田課碑記》就有這樣的記載：“夫蔡有匿稅不以報者，影射久矣。公廉得其情，田于學而征其租又稅之。又得新墾地及地之浮于額者，置其地于學，課之而不征其租，且寬其罰。于是，曩之匿稅者、額浮者，爭相自首，樂于輸。不逾年，得影射田幾百畝許，額田數(shù)百畝，名之曰‘學田’‘學課’，定為則以賦之，視民間稍減焉。”意思是說，對于那些隱匿土地不交稅和隱瞞所報土地以外土地的人，官府采取鼓勵這些人將這些土地劃為學田。稅租比照學田，比私有田地輕，自己還可耕種，且能免于處罰，所以這些人非常愿意把這些地劃入學田。這樣官府既清查了隱匿土地，又增加了稅租和學田面積。

除去以上方式外，學田中似乎還有官方組織的荒地開墾，邵店鎮(zhèn)學田村所在的學田應該就是這類性質(zhì)。楊廷望《重修上蔡書院記》記載，上蔡書院的學田地為“外墾地十五頃七十六畝八分，坐落邵店湖阜，歲收菽麥三百石有零。完解額，設(shè)學租銀二十八兩八錢外，以其所余備供膳及延師之費。”所謂“外墾地”，顯然就是非原有而為新拓之地。朱朝望的記載中也有提到新墾地入學田，而從《后漢書》等文獻的記載看，這種土地獲得方式不僅是學田，也是官田的取得方式之一。

二、學田村與官莊

說到學田，往往還與另一個地名緊密相關(guān)，它就是官莊。至今，在駐馬店泌陽縣、汝南縣還有官莊鄉(xiāng)（或鎮(zhèn)），其他縣區(qū)也有不少叫官莊的地方。《魯山縣志》說：“在田之畔謂莊。”官莊就是在官田之畔建的村落或田舍。

官田是相對民田而說的，即公家之田，也就是國家的土地。最早記載于《周禮·地官·載師》，即：“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后漢書·仲長統(tǒng)傳》說：“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指的是無主荒地。每經(jīng)戰(zhàn)亂或災難之后，便有土地荒廢，朝廷會派人對這些土地登記造冊，收為官田。明朝，對官田的定位和界定，更加清晰。《明史·食貨志一》：“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時入官田地。厥后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莊，牧馬草場，城壖苜蓿地，牲地，園陵墳地，公占隙地，諸王、公主、勛戚、大臣、內(nèi)監(jiān)、寺觀賜乞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yǎng)廉田，軍民商屯田，通謂之官田。其余為民田。”

學田是官田，但官田并不一定都是學田，所以學田村是官莊，但官莊并一定就是學田莊。在駐馬店地方志的記載中，有明確提到官莊是學田莊的。民國《確山縣志·教育》：“查確邑學田有兩處，一為東官莊，地六十八畝；一為西官莊，地一百三十五畝。”清代金忠濟《遂平縣志·田賦下》：“吳房書院官莊地六頃一十五畝。舊地兩頃十八畝。”陳銘鑒《西平縣志·經(jīng)制·學校》：“云莊保牛場官地七百三十六畝五分（清咸豐官買劉姓地，向以課租充文城書院課膏獎費）……”而從以上記載里，我們可以確定，至今仍稱官莊為當時學田村落的是確山縣城附近的官莊。

中國古代學校中央有國子監(jiān)，地方有府學、縣學（又稱儒學，稱州的地方也叫州學）。除此之外，唐朝出現(xiàn)了書院，宋代創(chuàng)置了義學；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命令各府縣50家為一社，每社設(shè)學校一所，擇通曉經(jīng)書者為教師，施引教化，有了社學。雖然，書院、義學開始出現(xiàn)的時候是私人辦學，但到了明清，已逐步與官方學校接軌，成為封建教育的一部分。這些學校與府學、縣學、社學一樣，也擁有自己的學田，但學田的來源和性質(zhì)則有所不同。從清代邱天英《汝陽縣志》、楊廷望《上蔡縣志》的記載來看，明清時，書院有時也會與府（州）、縣學混置，比如天中書院、上蔡書院。這類書院的學田有以前縣學官地，也有官員、鄉(xiāng)紳個人捐置的學田，是典型的官田。社學一開始就是官家統(tǒng)一創(chuàng)設(shè)的，它擁有的學田有官地劃撥，也有個人捐置，也屬于官田。因此，租種這類書院學田和社學學田的人組成的村落也會稱作官莊。

義學是專門為民間孤寒子弟設(shè)立的學校，是有官方背景的私塾，所以也稱“義塾”。陳伯嘉《汝南縣志》說：“各地方義學大概由賢明長官或好義富紳捐款籌建，宗旨在嘉惠貧民子弟，有聰明無力就學者。”義學學田大多為邑紳出資購買，由專人“歷年收租延師課讀”，但也有以廟產(chǎn)或其他土地所出延師教學。《確山縣志》記載：“東六保獨山集義學。光緒二十年，經(jīng)首事馬龍光、歐陽復初稟縣立案，開墾范公祠祀田八十余畝，作為延師之資。”“北八保龍泉寺義學，距城四十七里。光緒十九年，經(jīng)李維今、胡運錦、雷應梅、李守真等將廟地一百零八畝作為基金，按季收租，歷年延師教讀。”陳明鑒《西平縣志》關(guān)于義學學田的記載，情況與此大體類似。

清末到民國，這些鄉(xiāng)村義學大多就地轉(zhuǎn)為初級小學，其學田也仍依舊例為學校所有。駐馬店市區(qū)居民熟悉的駐馬店市第一高級中學，其前身是育英中學，由育英小學分置。位于原來駐馬店紗廠附近的駐馬店機場，就是他的學田。

駐馬店學田隨著新中國學校公辦，已逐步淡出人們的視線。雖然很長的一段時期內(nèi)，像駐馬店農(nóng)業(yè)學校等特殊類學校仍然擁有一定數(shù)量的學田，但這些只是用于實驗教學而非補貼教學費用不足，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學田。現(xiàn)在在駐馬店，歷史上的學田至今仍然被學校用為教學的，是見于陳伯嘉《汝南縣志》的清代汝南教官學田，“清汝寧府學學官裁撤，遺學田七頃六十畝，由知府李兆珍撥歸南湖農(nóng)業(yè)學校，即今省立園藝場。”

南湖農(nóng)業(yè)學校的前身是清雍正元年（1723年）汝寧府官辦的“南湖書院”，建國后是汝南園林學校。位于老天中山附近汝南園藝場，是園林學校的教學實驗田。如今，隨著汝南園林學校的教學轉(zhuǎn)軌，不久的將來，駐馬店最后一塊學田也會像許多曾經(jīng)存在的一樣，最終消失。

那時候，學田就真的只是一個地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