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保證孩子每天有一張A4紙用來畫畫？”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焱拽著話筒高聲問，坐在她對面的是教育部部長袁貴仁，100多名教育界別委員坐滿了整間會議室。這是3月8日全國政協教育界別聯組會議上的一幕。

　　“畫畫是幼兒培養情感的一項重要活動，在國外，小朋友每天都可以用全開紙畫畫，而國內很多幼兒園每周只給兩張A4紙。”劉焱接著問，“能不能保證幼兒園的孩子每天至少有一張A4紙用來畫畫？”

　　這個疑問拋出時，低頭寫字的袁貴仁抬起了頭，他沒有直接回答劉焱的問題，而是引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提法——發展更高質量更加公平的教育。

　　袁貴仁解釋說，事實上，《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已把“促進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質量”作為戰略目標。發展更高質量更加公平的教育，不僅是要讓孩子們有學上，而且還要上好學。

　　在多年關注學前教育的劉焱眼里，如果要發展更高質量更加公平的教育，就不能不提到學前教育。

　　她通過調研發現，全國20.99萬所幼兒園，公辦園僅占24%左右，企事業辦園占比超過9%，民辦園占比達到66.36%。其中，公辦幼兒園經費不足是無法回避的問題，“政府有錢，應當先去補農村幼教質量的短板，精準扶貧，而不是‘一刀切’的免費。”

　　劉焱心中一直存著“一筆賬”：“甘肅一個省級示范幼兒園，一年花在一個孩子身上的費用至少1萬元，可在一個鄉鎮中心幼兒園則只有2000元。”

　　此外，她認為，“去庫存”“去產能”會使不少企業辦幼兒園流失，她建議將之納入公辦園管理，留住公辦幼兒園存量，全面提高公辦幼兒園占比。

　　與劉焱“給一張紙”的建議類似，全國政協委員、華中師范大學黨委書記馬敏提到的是“一封信”。

　　“昨天剛收到這封信，是四川涼山地區40多個校長寫給我的”，馬敏說，這40多個校長剛剛結束了信息化培訓，他們在信中告訴馬敏，“農村學校需要教育信息化”。

　　“音樂課唱歌走樣，美術課欣賞欣賞，計算機課有電腦沒網絡，有網絡沒資源，有資源沒師資”。馬敏認為，這些都是城鄉教育資源鴻溝的體現。

　　除了“一封信”，馬敏這次還帶來了“對教育精準扶貧，打造教育城鄉共同體”的提案。

　　“教育公平對于農村而言現在最關鍵的，就是要克服城鎮學校的大班額化與農村學校的空心化同時存在的矛盾。這很不均衡。”這不是馬敏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從在湖北山區調研到在北京參加各種教育論壇和全國政協討論，幾乎只要一有機會，他就會把這個問題拉到公眾視線中。

　　馬敏帶著華中師范大學的團隊，聯合當地政府、企業家、志愿者，做了3年的調研和試點。“我問村民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城里去，他們告訴我，鄉鎮的師資不好，沒啥好學校，好的課開不出來。”馬敏的一個切身體會是：改造弱校除了送硬件，還要送軟件。

　　“軟件就是信息化，用信息化來促進農村教育的均衡化，很多優質的教學資源可以通過寬帶輸送到鄉村學校。”馬敏說。

　　馬敏的手機相冊里存著不少湖北省咸寧市偏遠山村小學——桃花尖小學的照片。照片中，孩子們盯著黑板左側的大屏幕，屏幕里正在直播“城里最好的中心小學”上的英語課，旁邊的多媒體投影儀幕布上寫著26個英文字母，村里的孩子還可以實時對城里的老師提問。

　　這種課堂被馬敏稱為“同步課堂”，也是他提出的“打造城鄉教育共同體”的重要手段：“以城帶鄉”，用數字化方式把教育資源好的城市學校和偏遠地區學校“連起來”。

　　袁貴仁告訴馬敏，就在此次討論的前一天，他在湖南代表團也聽到了關于教育信息化的問題。一位湖南老師告訴他，雖然給了現代化教學設備了但是不會用，資源也不豐富。“如何把信息化手段和教育教學融合在一起？通過培訓老師把信息化技術應用于教學中，這個意見非常好。”袁貴仁對馬敏說。

　　全國政協委員帕爾哈提·阿布都熱依木在發言中提了一個問題：能不能讓更多中西部地區的學生上重點大學？

　　袁貴仁的回答是，現在農村人口上大學和城市戶籍人口上大學的比例已大體相當，但上重點大學的比例偏低，從2012年，國家開始實施貧困地區專項招生計劃，已從最初的計劃1萬人升至2015年的7.5萬人，今年要做到所有民族自治縣全覆蓋。“貧困地區的學生沒有考入普通高中的，要進入中等職業學校學習‘一技之長’，阻斷貧困紐帶的傳遞。”他說。

　　有人注意到，在“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有一個新的指標，即勞動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0.23年提高到10.8年。“盡管折算下來只是7個月，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袁貴仁說。

　　這個看似不起眼兒的“7個月”，卻關系到普及高中教育攻堅，提高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進一步提升高等學校入學率等一系列問題。隨著適齡人口減少和招生規模擴大，現在高等學校毛入學率已經達到40%，預計到2020年達到50%。“未來要將加強繼續教育，構建終身教育體系，使勞動人口教育水平明顯提升。”袁貴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