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關注：超三百名高校獨董密集離職透露哪些信號

　　2015年四季度以來，教育部掀起高校獨董問題監管風暴，潤和軟件、華信國際、豫金剛石等多家上市公司的高校獨董春節前后集中辭職。“新華視點”記者統計發現，3個多月已有超過300名高校獨董離職。高校獨董密集離職潮透露了哪些反腐和公司治理新信號？

　　嚴管高校副處級以上干部，輻射普通教師群體

　　2015年四季度《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開展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情況專項檢查的通知》的下發，以及2015年12月初教育部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兩位原領導干部違規兼職取酬的通報，讓不少高校加快了清理高校獨董的步伐。

　　記者梳理發現，離職的高校獨董中絕大多數為領導干部，但其中也有并不擔任行政職務的普通高校教師。辭去岳陽興長獨董的唐課文，辭職原因是“由于在湖南理工學院擔任了較為繁重的教學、科研和管理任務等原因”；而辭去大唐發電獨董的姜國華，辭職原因是“因需投入更多的精力于其現任職的學校工作上”。

　　據了解，去年教育部的專項檢查以及此前的多項規定，主要針對高校領導干部這一群體。例如，2010年教育部向部屬高校下發《直屬高校黨員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十不準”》，明確“不準違反規定在校內外經濟實體中兼職或兼職取酬，以及從事有償中介活動。”2013年10月中組部出臺《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也對黨員領導干部兼職企業進行了嚴格規定。

　　北京幾家高校中曾經兼任過獨董的多位教師告訴記者，學校對領導干部進行嚴管，并未明確出臺對普通教師離任獨董的規定，但是一些教師出于未來行政晉升等綜合考慮，主動辭去了上市公司或未上市企業、金融機構的獨立董事職務。

　　監管風暴劍指“高校依賴”背后三大問題

　　一大批兼職獨董的高校干部教師集中離職，以及上百名高校教師仍在上市公司董事會中擔任獨董的現狀，反映出中國上市公司嚴重的“高校依賴”癥。此輪高校獨董監管風暴，正是指向這一病癥的幾個深層問題。

　　——高校腐敗。高校黨政領導干部通過擔任獨立董事，安排上市公司負責人孩子就學，以此形成權錢交易，是高校獨董備受詬病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招生過程中因受賄千萬元被查處的中國人民大學招生就業處原處長蔡榮生就曾擔任7家公司的獨立董事，這些企業經營內容涉及網絡技術、交通、數碼科技、商業銀行、基金管理等多個領域。

　　——有償中介風險。有業內人士分析，高校干部教師除具備專業的理論研究素質外，很多都在政府部門或行業協會擔任咨詢委員、兼職顧問等職務。很多上市公司正是看中了這些資源和社會關系，因此網羅眾多高校教師擔任獨董。不過，這也同時增加了資源換利益的違規潛在風險。

　　記者發現，高校獨董的社會身份通常非常之多。如在A股某大型上市公司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某高校博士生導師，同時還兼任多個學會、政府專家委員會的社會職務。在某大型金融上市公司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某高校教師，同時還在中國衛生法學會、中國法學會、中國保險行業協會、中國醫師協會等組織擔任常務理事或專家。

　　記者采訪一些學術論壇時發現，組織并主持論壇的教授，可以請來政府主管部門、行業協會、相關企業的眾多領導參會，這種人脈影響力讓很多上市公司十分羨慕。

　　北京師范大學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華認為，來自高校、科研機構的獨立董事表面上是獨立的，但實際上更多的是起到為上市公司締造關系網絡的作用。

　　——“花瓶董事”。多位業內人士表示，不少高校獨董拿著十幾萬的年薪，出席董事會就是投贊成票，沒有行使為中小股東監督董事會的權利。廣東奔律師事務所主任劉國華說，從其代理的多起上市公司虛假陳述案件中可以看出，包括高校獨董在內的獨立董事群體，基本上沒有發表過有價值的意見。

　　在北京一家國企擔任獨立董事的一位律師對記者說，有些公司選擇高校干部教師擔任獨董，是看名氣、好面子，但實際上這個人的實際水平也許并不高。“我在開董事會的時候，就看到過一位高校老師一直端著手機看與業務無關的內容，讓人很反感。”

　　兼職外部監事成另一“盲區”，打破“一股獨大”制度頑疾

　　記者調查發現，上市公司對于高校教師群體的“依賴”，除了輿論關注的高校獨董問題，還體現在部分上市公司喜歡聘任高校干部教師任外部監事。

　　記者統計發現，在A股市值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中，工商銀行聘請了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教師任外部監事；農業銀行聘請了清華大學教師任外部監事；浦發銀行聘請了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教師任外部監事；興業銀行聘請了廈門大學教師任外部監事。

　　設立外部監事本意是監事會聘任公司外部人士，以加強公司監事會對公司經營管理的監督。有業內人士認為，越來越多的高校干部教師兼職外部監事，可能會和以前兼職獨董一樣，造成違紀違規隱患。

　　專家建議，首先，在對“退休官員獨董”“高校獨董”進行清理整頓后，上市公司既要擴大獨立、專業獨董的來源，更需打破一股獨大、獨立董事比例過低等深層次制度問題。

　　其次，應加強職業經理人市場的發育和健全。記者了解到，在公司治理相對成熟的歐美國家，高校獨董數量較少。根據經濟科學出版社《中國上市公司董事會治理指數報告》，在美英等發達國家，獨立董事大多是知名度很高的其他公司現任高管。由于劣質董事離職后則不會被其他企業聘任，因此，這些人非常關注個人的聲譽資本。但在中國，大部分高校獨董為了討好公司負責人，往往采取“不惹事”的態度。

　　此外，高校應加強對干部教師隊伍的管理。長期接觸資本市場和上市公司的鑫諾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孔偉平認為，從近期不少辭職的高校獨董辭職原因看，與本職工作的沖突的問題仍然需要學校加強管理和教師自律。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表示，對于一些經濟金融實務學科，擔任一些兼職可能“有助于學者了解業界前沿”。但他同時指出，高校教師如擔任獨董數量過多，也可能會對教學造成一定影響，甚至產生利益交換。

　　莊德水建議，高校在嚴格遵守國家有關規定基礎上，應根據學校和學科實際，完善自身管理規劃，不能影響正常教學。兼職取酬人員必須由單位審批，并應依法依規進行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