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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的單位，相當于一個全功能的封閉小社會，以單位工資制度、福利制度、獎懲制度、住房分配制度、子女接班制度等為內容，構成了一個完備的單位制度體系。個人幾乎不可能從單位以外獲得資源。

　　每逢春節，工會主席老劉都很忙——準備和分發員工大禮包。雖不過是些南北貨、炒貨，但員工盼著呢。而在民營企業工作的周邈，關心的不是禮包是紅包，紅包的大小決定他接下來是歐洲游還是東南亞游；“90后”陸恬更干脆，自去年年底，她就在網頁上宣布——業務暫停，“云游”去了，因為沒有單位管著她。

　　江蘇衛視主持人孟非“四條帶魚的幸福”，曾流傳甚廣：在做了多年臨時工后，他終于在1997年的春節，領到了電視臺發的福利——四條帶魚，從此成為一個有單位的人。四條帶魚的背后，是一種身份的確認。曾經有很多人與孟非一樣，渴望進入一家單位，終老一生。然而，時間僅僅過去了20年，孟非的幸福不再是人們的共同追求。

　　作為社會重要細胞的“單位”，對于很多人來說有著別樣的意義。中國式單位萌芽于上世紀40年代末，成型于50年代，強化、鞏固并擴大于六七十年代，在80年代改革開放后漸趨弱化并日漸式微，而到了新世紀，單位的結構、與人的關聯等，又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人與單位，一個多甲子的彼此嵌入，有說不盡的故事、理不清的情愫。一部單位史，摻雜著人的生活和命運，是個體生命歷程與體制、制度變遷的復雜交互，是時代投射在人們身上的光影。

　　四條帶魚的幸福

　　江蘇衛視主持人孟非曾經與大家分享他的“四條帶魚的幸福”：在做了多年臨時工后，他終于在1997年的春節，領到了電視臺發的福利——四條帶魚，從此成為一個有單位的人。

　　一個有單位的人，這樣的身份曾經是那樣的重要。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為了盡快恢復城市里的生產，把城市里的消費人口變成生產人口，政府迅速建立起以單位組織為核心的新的體制、組織和制度，以此來高效集中和有效使用當時極為有限的資源，并希望依靠這種嚴密的制度設計來推動國家的工業化建設。

　　彼時的單位包括公有制的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單位，與家庭一樣，單位成為了社會的基本細胞，從某種意義上說，單位的重要性甚至勝過了家庭，因為一個人只有進入單位，才能領到工資，養家糊口。

　　剛開始，由于勞動力緊缺，凡具勞動能力的，要進入一家單位并不難。城鄉之間也可自由流動，很多人離鄉在城里打工。

　　但很快，情勢逆轉，單位變得稀缺起來，沒有那么多單位吸納城里的就業人口。1958年，戶籍制度建立，城鄉之間豎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墻。在城里工作的離鄉人必須做出選擇：繼續留在工廠單位里，還是返鄉。那時，做一個單位人，即在計劃時期單位組織工作場所內生產和生活的職業工作者，還沒有成為上海人一生最大的理想，反而有不少人，像上海政法學院社會學教授章友德的祖輩們那樣，選擇了離滬返鄉。

　　但是，返鄉的人們很快就后悔了，因為單位的逐漸強大，強大到可以包攬職工的人生：從住房、醫療、養老到食堂、澡堂、幼兒園，從提供上下班的交通車輛、采辦年貨到安置職工子女就業，單位變成了一個全能的小社會。有一家大型國有企業更夸張，不僅設有派出所，竟然還有火葬場。不僅是職工本人，只要單位效益還不錯，就連職工家屬的生老病死，也都有了保障。

　　老張是在上世紀60年代進入一家事業單位工作的。“父母托了很多關系，輾轉多日終于把我弄進去了。第一天上班，我長長地舒了口氣，感覺自己這輩子有靠山了。”50多年后的今天，憶起當年，老張仍難掩喜色。

　　老張毫不掩飾對單位的熱愛。“單位給了我一切，工資、職稱、房子、地位、名聲，甚至還有老婆。”老張自稱，身高只有165厘米的他，當年完全是憑著這個好單位才娶到了如花似玉的妻子。

　　他和妻子一結婚，單位就給了一間宿舍，雖然煤衛都是合用的，但已經讓親戚朋友們艷羨不已。后來又分到了煤衛獨用的一室戶，隨著兩個孩子的出生，單位還給他換了兩室戶。兒子高中畢業后，工作難找，老張便辦了“早退”手續，把位子騰出來給兒子。這是典型的“兒子頂替老子”，在當時十分普遍，北京一家大型博物館，曾經有過一家16口人同一單位的案例。老張兒子結婚時，單位又增配了一間房。“從房子這樣的大事，到報銷醫藥費、組織旅游、年終發禮包這樣的小事，我對單位充滿感激。”

　　這時的單位，相當于一個全功能的封閉小社會，以單位工資制度、福利制度、獎懲制度、住房分配制度、子女接班制度等為內容，構成了一個完備的單位制度體系。所有的資源，包括收入、住房等物質性資源和獎勵、晉級、升職等精神性資源，都由國家通過單位來配置。個人幾乎不可能從單位以外獲得。

　　可以想見，為了進這樣的“人生保險箱”，會上演多少人間悲喜劇？

　　家長里短間的人情冷暖

　　剛退休那陣子，老張非常不適應，常常早起，梳洗打扮好后才想起，原來自己不用上班了。

　　老一輩人對單位的眷戀，在今天的年輕人眼里，很不能理解。“80后”柳伊在一家事業單位工作，每月15日，單位食堂總是人滿為患，因為退休職工管理委員會通常都在這一天搞活動。“我們單位在郊區，不少老同志來一次幾乎要橫穿整個上海市，可即使刮風下雨，他們也照來不誤。”其實，所謂活動，也就是食堂吃頓免費午餐，彼此見面絮叨幾句，偶爾發些小禮品。

　　但再小的東西，因為是單位發的，即使有人嘴上嫌棄，卻是萬萬不肯少他一份的。退休前的老錢，每次拎著單位發的一袋米、一桶油回家，總是特別神氣。為此，還曾鬧過笑話。有一次他下班回家，碰到樓上鄰居，手里提著一大包東西。老錢隨口就問：喲，單位發啥好東西了？說完才發現，對方是出來倒垃圾的。

　　當然，發生在單位空間里的，并非都是濃情蜜意。從單位關系出發，正式的權力關系、非正式的權力關系，以及工作世界與生活世界重疊所形成的人際關系，相互滲透，相互制約，共同形成了單位內部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幾乎所有的單位成員都在不同程度上自覺或不自覺地被卷入了單位內部人際關系的漩渦。處理復雜的人際關系，成為“單位人”至關重要的工作與生活內容。

　　上世紀80年代的文壇，曾集中出現過一批審視單位人際關系的文學作品。這些小說鏡像般地展現了“單位人”多樣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狀態。

　　小說《機關無故事》其實故事多多，它通過辦公室衛生值日制度，反映了機關平淡如水的生活背后，蛛網一樣復雜的人際關系。小說只有四個人物：古廣清、姜軍、章亞和劉金仁。姜軍洞察官場游戲規則，對領導古廣清諂媚逢迎，投其所好，終于搶在其他人之前入黨提干，從此春風得意，而學有專長的章亞和劉金仁雖然敬業正直，卻一無所獲。為什么會這樣？姜軍自己作了“交代”：“要想在單位里一帆風順，首先必須處理好自己和單位領導的關系，不僅不能違背領導的意旨，更要討領導的歡心和賞識。無論領導對錯與否，首要的是三緘其口，做一個順民，甚至奉承溜須。”

　　盡管如此，在清華大學教授汪暉眼里，當年作為單位的工廠，和今天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工廠相比，仍然更具溫度。今天，工廠就是生產單位，人際關系幾乎降到了最低限度。在那些南方的大型工廠里，打工者在離開工廠后或許還有一些個人交往，但在工廠內部，卻很難發展彼此的關系，因為所有的時間都被生產過程控制了。而在過去的單位工廠里，既有各種權力之爭和利益糾葛，卻也包含了更多的橫向關系。張家長李家短，未嘗不是一種人性的溫度。

　　在其新作《顛倒》中，汪暉回憶了上世紀70年代末自己在工廠的經驗。他被分配到一家無線電廠，車間工人來自一個被解散的越劇團，越劇沒有男演員，汪暉的師傅們全是漂亮的女演員。工余，她們坐在一塊談的不是丈夫就是婆婆，有摩擦，也有溫情。“而今天的我們，被生產過程所塑造，生產和商品關系滲透到了整個人際關系中。”

　　主動與被動地離開

　　“我再干幾年，也會一樣的，對于個體生命體驗來說，幾乎是一張白紙，或者說在這里即使工作幾十年，不過是一天的重復。”

　　這段話選自以“單位人”為描述對象的小說《風雪夜歸人》。在單位這座圍城里，彌漫的是死水一般凝滯頹廢的氣息，流水線的工作程序單調乏味、機械重復，讓生活其中的人日益麻木。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尤其是在工業化初期，通過單位體制把全國的人力、物力資源動員起來、集中起來，有其歷史必然性。然而，當時間進入上世紀80年代，在市場經濟新形勢下，單位體制日益臃腫不靈。一方面，單位高度依賴于國家對錢財物的配給，虧損了自有國家補貼。與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法則相反，單位是“不死”的。另一方面，個人高度依賴于單位，缺乏獨立自主精神。平均主義盛行，多干未必多得，也不能隨便開除那些消極怠工、調皮搗蛋的人。

　　鐵飯碗，大鍋飯；生為單位人，死為單位鬼。單位就像一個對孩子無限溺愛的家長，嚴重妨礙了孩子的成長。即使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對全國30個城市的居民作抽樣問卷調查時，對單位的高度依賴依然存在。問題之一是：“對下列題目，您是否認為單位應該對您負責？”被調查的98％的人認為單位應負責醫療保險，97％的人認為單位應負責退休保險，92％的人認為單位應負責住房。認為單位應提供生活服務、調解糾紛、安排子女上學就業的，分別占到了87％、86%、82%。在今天看來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竟然還有45％的人認為，單位應該負責處理職工的婚姻問題。

　　但其實，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鐵板一塊的單位，開始出現了裂縫。

　　經歷了“三大社會主義改造”，20世紀70年代年末的中國經濟，國有或國營所有制占比75%，集體所有制占比25%，也就是說沒有任何非公經濟的存在。三中全會后，安徽小崗村搞聯產承包責任制，撬開了公有制的一條縫，針對要不要把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形成了激烈的討論，最終，人民公社于1984年被廢除。農村的改革對城市如何破題提供了啟示，而城市的改革即是從工廠生產責任制開始的，小說《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廠長”成為工廠承包者的文學代言人。

　　與此同時，農村的改革在進一步深入。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被肯定，使得村辦企業、鄉鎮企業呈現燎原之勢，于是，上海出現了一個特殊的“星期六工程師”群體——平日里在單位上班，拿著36元的平均工資；星期六則被請到江浙一帶，為鄉鎮企業做技術指導，月入數百。

　　人群中有更勇敢者，主動跨出單位大門，這樣的行為被稱為“下海”，帶著“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悲壯。下海者中有返城知青開煙紙店、小吃店的，有工程師去中關村擺攤賣電腦的，還有文化人做起了“文化個體戶”……這些“沒有單位的人”，讓旁人咋舌，他們卻活在自己的精彩里。

　　并不是所有的告別都是義無反顧的。機關干部張行在剛辭職經商的那陣子，總愛回原單位找昔日同事聊天，以獲得一種心理上的支持。有些家庭則選擇“一家兩制”的穩妥策略：夫妻一方脫離單位下海掙錢，另一方繼續留在單位序列中享受國家的種種福利。離開單位、專注于文學創作的許青就曾這么干過。他說，自己當年雖然沒依沒靠，但還是能拿著愛人單位的“三聯單”去看病。不僅如此，在那個風云初起的特殊時期，還曾有過一種特殊政策——留職停薪，可見“我心之搖擺”。

　　“是要出去了，不是離開落城，而是離開自己。”小說《出去》中的“馬老師”如是說。“出去”是一種運動的姿態：掙脫單位的規制，舒展自己的手腳。

　　當然，并非所有的“出去”都是主動選擇的結果。上世紀90年代，作為新名詞的“下崗”，轉瞬成為熱詞，驚醒了數千萬人的單位夢。

　　數據描繪春色是蒼白的

　　無論是下海還是下崗，被波及的大都是今天“80后”的父母們。他們中即使還在單位工作的，這單位也如汪暉所說，早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那單位了。因此，對于今天30多歲的年輕人來說，他們自己未曾體驗過過去那種單位體制對職工的“溺愛”，父母傳遞給他們的對于單位的情感也是酸甜苦辣、不一而同，由此，他們很難建立起對單位深厚、持久的“愛意”。這有點像這些年來，人們對愛情、婚姻的態度，從最初的從一而終，到今天的不合則分，人們更愿意傾聽內心的聲音。

　　沈琴是這段變化的旁觀者。10年前，她大學畢業進入一家事業單位工作。頭兩年，單位幾乎沒有人員進出。每到畢業季，讀著報紙上關于就業形勢嚴峻的報道，享受著自己的歲月靜好，沈琴心中都不免有些自得。后來，一年里單位有了一兩次的騷動，傳說著誰誰辭職了、去了哪里哪里。傳的人撇著嘴、可惜著這一時“頭腦發熱”的辭職者。單位“一把手”在大會上發言時，便也有了些安撫軍心的話。這樣的騷動一年比一年多，卻也漸漸地不再引起騷動。“一把手”更是淡然處之，不過是一年的工作里多了兩場招聘會，筆試加面試，有大把的新人可供挑選。

　　來來去去，漸成習慣，只是單位多了很多新面孔，沈琴常常不認得。等認得了，有些面孔卻又消失了。

　　這些年，也有過碩士、博士、海歸擠破頭考公務員的新聞。鄭川便是其中一位，但辛辛苦苦考上后，干了不到兩年，他還是選擇了離開。“當初片面追求單位的穩定性，但實際上我們這一代人并不真正了解‘單位人’是怎樣的。那是一輩子脫不開的關系，科層制帶來的服從關系，能讓人憋屈死。”

　　年輕的心，可不想憋屈死，他們只服從更好的創意、更強的能力，而不是級別。

　　蔡江舟在入職莉莉絲游戲公司一段時間后，在知乎網上寫下了自己對公司的感受，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對公司扁平化管理的認可——4到5人的小團隊，沒有明顯的上下級之分，每個人都有機會接觸到某個領域的核心工作，每個人都需要負擔起挺大的責任；大家之間積極交流，不會出現有人沒事做或一直在打雜的情況。

　　同事“米蛋蛋”是在2015年入職“莉莉絲”的，而她本來有機會去一家大公司。她說：“大家是這樣描述游戲行業的——網易、騰訊及其他。但我不信‘莉莉絲’會一直是那個‘其他’。”看公司前景、看自己喜歡不喜歡，這是“米蛋蛋”的擇業標準。“我雖然是女生，但從小愛打游戲，媽媽總是罵我，打游戲能賺錢嗎？”能夠結合愛好和工作，游戲行業是個不錯的選擇。

　　相比“我在這家單位能做多久”的考慮，一起工作的“小伙伴”好不好玩，更能影響年輕人的選擇。蔡江舟入職不久后發現，“莉莉絲”擁有一群有趣的員工：明明是一枚“程序猿”，卻在大學時拿過全國美術比賽一等獎；做營運的，還是英文專業八級“選手”；“米蛋蛋”負責的是企業宣傳，卻又是一名插畫師……正如作家馬伯庸所說，“一個人如果愿意在一家公司停留10年，那么一定有工資之外的理由。”而他是這樣描述自己在施耐德電器公司的10年的：“我在這里待得很舒服，所有的同事我都很喜歡，所有的老板都不會讓我的胃發生痙攣。我創造的價值，可以得到認同；我犯的錯誤，可以得到包容；甚至我在工作之外的營生——全公司都知道我在寫書——也能得到誠摯的祝福，偶爾還會有同事自己買了書跑過來簽名。注意‘自己買’這三個字，很重要。”

　　相比公司的氛圍和小伙伴的關系，“莉莉絲”對員工的“溺愛”就不算什么了：像游樂場、休閑室一樣的工作場所，數千元一把的工作椅，一年花數百萬元買零食……至于“愛的理由”，公司創始人說得清楚：不是我心地善良，而是我在做正確的事。做這個正確的事，讓公司年輕人勃發創新精神，讓公司的主動離職率僅為2.3%，而行業平均離職率高達23.3%。“米蛋蛋”說，并非我們年輕人生來愛跳槽，遇到我們愛的單位，一樣會留下來。

　　當然，也有更徹底的“叛逃者”，相當一部分“90后”，在走出校門后，根本不把進入任何一家單位作為自己的選擇。

　　“楚色”就是這樣的“叛逃者”。中英兩國名牌大學博物館專業的教育背景，讓她在回國后很快就受到了一家國家一級博物館和一家知名國際學校的青睞，但最終，她哪家都沒去。相比朝九晚五的單位生活，她更愿意自由地安排時間。看到她在網上發布的參觀博物館的感悟文章，手機應用“在行”找到了她，希望與她簽約，專為高端客戶提供博物館導覽服務。即便網站已經給予了充分的自由，“楚色”對簽約依然十分謹慎。“一般人以為我們‘90后’不愿意去單位上班是想要自由，但其實，相對時間和行動上的自由，我們更在意實現夢想的自由。”接受什么樣的客戶，陪同去什么樣的博物館，以什么樣的形式導覽，這些，都得由自己說了算。她的野心很大——普及博物館教育，而這個野心，她不認為可以在體制內的單位得以實現。

　　“楚色”并非孤例。作為上海政法學院社會管理學院的院長，章友德每年都被要求向學校上交畢業生工作意向表，學校把畢業生就業率列為考核學院工作的指標之一。“但其實現在很多學生畢業后并不想就業，或者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照常規就業。大學的根本是培養人，而不是做一張漂亮的統計表。”他說。

　　在一個多元的時代，用數據描繪春色是蒼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