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太廣

家鄉人把自行車叫做“洋馬車”，說它“洋”，是因為這種以人力踩腳蹬板驅動的小型陸上車輛是從外國引進的；說它是“馬兒”，是因為馬配有馬蹬子、馬鞍子，自行車有腳蹬子、車墊子；馬能“咴咴”叫，自行車的車鈴也能“晃啷啷”響；更重要的是，無論是馬，還是自行車，都能讓人“騎”。

我最早見到的“洋馬車”是郵遞員騎的墨綠色自行車。那時候，只有國家干部、電工、郵遞員等人有“洋馬車”，其他人很少擁有。那些沒有“洋馬車”的人就編順口溜罵人：“洋馬車，膏洋油，呆（即頂上、車座上）上坐個扒灰頭（罵人語：即老公公與兒媳鬼混）。”這是典型的“恨人有，笑人無”的心態，其實，骨子里蘊藏著一種希望，希望自己也擁有一輛自行車。只要有騎自行車的人進村，我們小孩子就會跟著跑，不管是到誰家，車子一扎穩，小孩子就圍著看稀罕。這摸摸、那瞧瞧，甚至會攪幾圈腳蹬子，撥拉幾下自行車把上的鈴，有時會遭到主人家的一頓呵斥。

我第一次坐自行車，是從駐馬店鎮（注：1980年撤鎮建市）沿駐新（駐馬店至新蔡）公路南邊往家趕。走著走著感覺累了，扭頭一看，有一位阿姨和一位叔叔分別騎著一輛自行車向東行駛。等自行車快接近時，我就開始跑。也許是當時正值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爭做好事的緣故，那位阿姨不好意思再騎了，說：“小朋友，別跑了，我帶著你。”她把我抱起來，坐到自行車的大梁上，雖然細細的鋼管有點硌屁股，但第一次坐自行車，仍興奮不已。她邊走邊問我“多大了？”“上幾年級了？”我都一一回答。我還一口氣給她背了好幾條《毛主席語錄》，那位阿姨和叔叔說：“這小孩中，《毛主席語錄》學得不錯！”

我上高中時，一些公社干部、大隊干部和在外工作的人員已擁有自行車了。發現有的同學借別人的自行車到學校操場或村頭的打麥場學騎，我卻一直沒學，主要是感到人家的自行車都很金貴，萬一碰壞了自己賠不起。況且自己沒有這東西，等到有了再學也不遲。父母親知道我這個想法后很高興，夸我有志氣。

1975年7月，我被挑選到水屯公社機關當通訊員，因工作需要給我配了一輛上海產的“永久”牌自行車。我心里雖然高興，可是不會騎。公社黨委秘書趙璽告訴我：“學騎車子腰要坐直，手要放平，兩眼往前看。”可我的腰總是來回扭，握不穩車把。不是歪倒，就是撞著東西，腿上、胳膊上被磕碰得青一塊、紫一塊。摔倒幾次后，我慢慢地能騎了。幾個月后，我騎自行車的技術逐漸提高。原因有兩種：一種是公社黨委書記如果騎自行車到哪個大隊后，天下雨了，路上泥濘不堪，無法騎車，就把自行車放在該大隊部里，步行回公社機關，然后通知我去騎。還有一種情況是，當公社主要領導騎車正在哪個大隊檢查工作時，地區或縣里領導坐的吉普車攆上他后，就把自行車放在所在大隊后乘車而去。公社領導回機關后，就讓我去推他的自行車。如果步行去，好幾公里的路途，需要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我只好騎車去，在返回的途中好不容易見到一位熟人，想讓他騎另一輛自行車，可對方不但不會騎，還想讓我帶著他。于是，時間長了，熟能生巧，我就在農村凸凹不平的黃土路上學會了騎一輛、推一輛，還能帶一個人的絕活。

我對自行車還是比較愛惜的，平時也注意保養。只要從外邊騎車回到住室，得空就拿破毛巾擦去車上的塵土，定期用鏍絲刀、板子、鉗子擰緊各部位的鏍絲，經常用機油潤滑自行車的轉軸、鏈條、鏍絲帽等零件，發現哪地方有毛病及時修理。自行車保養得好，騎著就輕便、順暢。我騎自行車的時候都是雙手緊握車把，臂部坐穩，身體前傾，挺胸抬頭，姿態優美，瀟灑大方，因此引不少人夸獎。但也有煩心和尬尷的時候：比如農村多是凸凹不平的土路、磚渣路，自行車巔簸得厲害，不僅磨屁股，還傷胳膊、累腰腿；如果遇到雨雪天、頂頭風，要么蹬不動、行駛慢，要么路面結冰易滑倒，要么前后輪和瓦上粘滿泥巴，行不多遠，就得用樹枝刮刮。如果泥巴大了，就得扛著自行車走，這就是人們形容的“無風無雨，車馱人；有風有雨，人扛車。”如果遇到掉鏈子的情況，就要立即下車掛鏈子，手上滿是黑糊糊的機油；如果是三伏天，輪胎遇熱或被尖東西扎破，就會出現慢撒氣或爆胎的情況，只能慢慢地推著走，尋找修理鋪補輪胎。

我騎自行車是遵守交通規則的。我曾看到過幾輛并行的騎自行車的人邊行邊說話，把道占得好寬；有的為了省力一手扶著車把，一手拽著拖拉機或汽車拖掛角上的扳手；有的逆行、有的騎飛車、有的行“S”彎亂竄；也有剎閘不靈，技術不高，造成事故的等等。

那時候，自行車與手表、收音機一樣，是人們向往的“三大件”。誰家能擁有一輛“飛鴿”、“永久”、“鳳凰”牌自行車，就像現在擁有寶馬、奔馳、奧迪牌汽車一樣倍覺珍貴。城市的男女青年結婚的時候，自行車往往是娘家的陪嫁品，車把上扎個大紅綢子，氣派地擺在醒目的地方。在那計劃經濟時代，買自行車比較難，得憑票、找熟人、拉關系、走后門。1980年我到駐馬店師范學校上學后，沒有了自行車感到很難受。于是，我找到在汝南縣紅旗公社（現為古塔街道辦事處供銷社）當主任的舅爺張志行，結果等了一年才買到一輛天津產的“飛鴿”牌自行車。我喜出望外，隨即在供銷社生產門市部買了兩盤黑膠帶，騎回家后就把三角架、后衣架、前叉子等部位纏了起來，把前后輪的軸承上縛著紅黃綠三色的毛刷，隨著自行車輪的飛轉，毛刷也隨之慢慢地轉動，就像跳躍的彩色剌猬。車不動時，它又像只慵懶笨拙的毛毛蟲。我把車后瓦上的尾燈處裹一塊紅綢布。車座上套一個帶黃穗子的黑色人造革座墊，很惹人喜愛，因而經常有人借用。

1983年，我成家之后，自行車更是家庭生活中離不開的交通工具，經常往返于城市和農村之間。1984年，我調到汝南縣委宣傳部工作后，把自行車前面加裝一個菜簍；有了孩子后，又在自行車大梁上安放一個小坐板，每到星期天、節假日，我騎著自行車，前面帶著孩子，后面馱著老婆，上街、走親、串友，其樂融融。

自行車一路行來的軌跡，就是共和國發展的軌跡，在漫長的前行歷程中，我們揮手告別的是苦難，昂首迎來的是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