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杰與家人的合影。

上海火車站人頭攢動。

　　每年春節，春運無疑是讓全社會最牽掛的話題之一。從東到西，貫穿整個中國。而他們每一個人的背后，都有不同的幸福辛酸，也有家人相同的等待與守候。

　　在吸收勞動力最大的長三角地區，數千萬農民工和打工仔們正背起行囊準備回家，但也有為了個中原因選擇留下。“回”與“不回”，都是源自他們內心的情感，是最真實的“春運故事”。本報記者近日走進了這些人們的生活，聽他們講述自己的春運故事。

　　南京路后的小閣樓：“等有錢一定要住大房子”

　　30年罕見的寒潮襲擊華東，沒有供暖的南方，寒冷伴隨著濕度，更加滲入骨髓。

　　小杰今年21歲，平時的工作是在南京路上的餐廳洗盤子。寒潮來襲的傍晚，頂著凜冽的寒風，記者跟隨小杰來到了他的住處。

　　這是一棟兩層樓高的棚戶，不大的房子住著5戶人家。小杰租住的閣樓原本是整棟房子主人的儲物室。記者弓著腰，在小杰的引導下踏著陡峭的木質樓梯摸黑往上爬，稍一用力，樓梯便會發出“吱吱”的響聲。

　　拐了好幾個彎，經過另一戶租客的過道，記者來到了小杰的住處。不足10平方米的房間，一張床，一張桌子，一盞泛黃的壁燈。床底下的鍋碗瓢盆是小杰全部的家當。在這些至今都沒有安裝抽水馬桶和熱水器的房子里，小杰已經生活了兩年。

　　屋外的北風呼嘯著，關不嚴密的窗戶，風從縫隙“鉆”進來。記者嘗試用棉被堵住縫，“沒用的，我都習慣了。晚上如果覺得冷，就喝完這個再睡，就不冷了。”說罷，小杰拿出一小瓶白酒，遞給記者。

　　“快過年了，去年跟我一起出來的老鄉，大都回去了。有些是老板放了假，過完年再回來上班，但大部分就沒這么好運了。”小杰抿了一口酒，告訴記者，由于今年大環境很差，不管什么行業，招工人數都在減少。

　　小杰說，正是因為這樣，當飯店老板在去年12月份試探性地問他，過年能不能留下來，而且過年的加班費還不一定有著落，“我當即一口答應下來，畢竟明年的工作算是保住了。”小杰笑著對記者說。

　　“想家嗎？”

　　“誰過年不想回去呢。”小杰對著窗外陰沉的天氣凝視許久，“誰不想回家，誰又想窩在這么個小地方，稍微放點東西連站腳的地方都沒有。”

　　最終，在記者的一再要求下，小杰還是用手機給老家打了個電話。電話那頭父母的關心和詢問，明顯讓小杰情緒激動了起來。“爸，我很好，你們過年要開心。我在上海錢夠用，住的地方也不錯，你們不要擔心。”

　　掛了電話，問將來有什么打算，“賺錢，先搬出這個鬼地方；以后有錢了，在上海買個大房子住，把爹媽都接過來。”小杰說，自己在老家，一直是父母眼里的驕傲，“弟妹們都在家里務農，就我一個走出來了。所以，我要在這里混得像點樣才好回去。”

　　服裝批發市場：打工仔的“開店夢”

　　人流密集的七浦路，是上海當地有名的服裝及其他生活用品批發地。

　　19歲的宋宏平就在這里做一個普通店員的工作。每天從早上7點要干到晚上6點打烊，基本干滿一周七天，只有在淡季的那幾個月，他一周才有2個上午的休息日。春節前的這些日子，自然生意比平時要好很多，“休息”對宋宏平來說，幾乎就是奢望。

　　“有活干就不錯了，哪還會嫌棄這些。”宋宏平說，今年春節不打算回去，而是讓家人一起來上海過年，“主要是我伯父伯母、兩個堂姐，除了大堂姐已經結婚跟自己老公住，剩下的伯父一家都住在我租的小屋子里，擠是擠了一點，但人多也熱鬧嘛。”

　　小宋來自云貴高原的一個小村莊，父母在他年幼時便將其托付給伯父一家，自己外出打工。小宋說，19年來，自己對父母的印象非常淡，更談不上有什么交流，“不過我也習慣了，從小都是靠自己，高中開始，學費都是自己賺的。”

　　小宋說，高中三年，自己通過寒暑假到KTV做迎賓男童，賺了些學費，“但我實在擔負不起大學的高額學費了，就決定到上海來打工，也讓自己見見世面。”小宋所在的高中，已經是當地縣城最好的高中了，每年有40~50人能考上一本，“但大部分都是省內的，去昆明已經算是最好的了，很少有考出省的。我那年就一個考去了重慶，前些年聽說有個上了清華，縣里獎勵了10多萬元，因為這種孩子實在很少。”

　　初到上海，當走下長途大巴，小宋稱自己在原地愣了足有半分鐘，“到的時候是凌晨，即便這樣，我還是能感受到大城市給我的震撼——那寬闊的高架，比咱家最好的道路都寬。到處是高樓大廈，不開玩笑，真的連方向都找不到，實在太大了。”說到春節回家，小宋說，往后幾年，應該都是在上海過年了。“來回成本不合算，如果算上時間，坐長途汽車就要5整天，太累了。”　　“兒子的心意，上哪兒都帶著”

　　上海火車站候車室：“兒子的心意，上哪兒都帶著”

　　在上海火車站的二樓候車室，正準備搭車回老家阜陽的廖女士正在給老家的兒子發微信。“就快見到媽媽了，回來跟我說說學校里讀書的事兒啊……寒假作業不能耽誤，不能趕時間做，要每道題都搞懂……讀書要讀好，才會過好日子，不然以后只能跟媽媽一樣打工，很苦的……”

　　雖然在微信里不斷督促兒子，給兒子“敲木魚”，但提起自己的這個已經讀初中的娃，廖大姐還是充滿自豪，“這學期大考，娃考了全班第一、年級前五，校長都表揚他了。他讀書肯動腦子，記得住。而且我長期不在他身邊，他懂事，能自覺讀書，我很高興。我們可不就是吃了沒文化的虧，一輩子就在工地上過了，現在就指望著這孩子能出息。”

　　黑色的雙肩包、一個拉桿箱、一個蛇皮袋，這就是廖大姐的全部“家當”，“買了點禮物回去給兒子，都是他喜歡的。”說罷，廖大姐興奮地拉開背包，里面有一個嶄新的iPad。

　　廖大姐工作的工地是上海一片舊改小區建設項目，“平時為了進度和工期，我們都很少休息。而且工地的安全作業也離不開人看著。還不是為了多賺點錢，供娃上學嘛。”廖大姐介紹，她離異三年多了，家里還有個80歲的老母親要照顧。

　　而在大姐的拉桿箱里，還放著她的兩件“寶貝”——一瓶護膚霜和一個紅色的保溫杯。“無論我去哪兒打工，這兩件東西我一直帶在身邊。這都是兒子在假期去打工賺的錢幫我買的。護膚霜我都省著用，光看著就很開心。”（文/圖 本報記者 賀涵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