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供圖

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供圖

　　1月19日，本報刊發報道《本是雙創主力軍的科研人員為何缺位》，獨家披露了中國科協受國務院委托所做2015年《“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措施落實情況第三方評估》（以下稱雙創評估報告）的相關內容，用數據和事例反映了科研人員創業雷聲大雨點小、離崗創業顧慮多、科技成果轉化三權改革進程緩慢等備受科技界關心的“中阻梗”問題，引發不小反響。

　　中國青年報記者進一步采訪了解發現，過去一年來，全國不少地方政府部門貫徹落實“雙創”政策措施迅速，政策效果得到一定釋放，創新熱情和創造活力得到不小的激發，但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從區域數據對比來看，一些省份的雙創活躍度與本省所擁有的科技和資源優勢不符，而從整體來看，雙創政策的落實成效則是良莠不齊。

　　2015年雙創政策出臺超2000件 政策支持體系初步形成

　　從整體來看，風起云涌的創新創業潮，在推動新產業、新業態、新主體加快形成，對沖經濟下行壓力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雙創評估報告顯示，2015年上半年，全國新增市場主體同比增長15%，其中新增企業同比增長19%，第三產業占比超過80%，新增企業運營資產達兩萬多億元，營收8000多億元，對GDP增速拉動0.4%。

　　這些新增的市場主體，也成為吸納勞動力就業的重要渠道，返鄉農民創業人數同比增長3.1%，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同比增長11.6%，新建企業、個體工商戶平均帶動就業人數分別達到7.5人和2.8人，其中上海新建企業就業帶動效應則達1∶10以上。

　　更為重要的是，雙創大潮在調結構方面的作用有所顯現。雙創評估報告顯示，2015年上半年，高技術產業增長值增速為10.5%，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為6.3%，前者比后者足足高出了4個百分點。另一數據顯示，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長70.9%，房地產服務業下降19.5%。報告稱，包括電子信息、機器人、智能電網、醫療器械等高端裝備制造領域都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當然，這些成果并非一兩年來“突擊”的結果。

　　2014年9月，李克強總理在達沃斯論壇上首次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說法，再經2015年3月正式寫入政府工作報告，雙創政策只歷時不到兩年時間，但雙創評估報告的主要執筆人、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在此之前，我國已經出臺包括鼓勵創新創業、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多項政策，而后來出臺的雙創政策，更多地扮演一個頂層設計的角色，將此前的這些政策打包在一起，并試著規避其中的矛盾，從而加速整個創新創業氛圍的形成和相關體制機制的理順，進而培育我國經濟的“新動能”。

　　根據雙創評估報告，兩年多來，國務院及其組成部門先后圍繞“雙創”出臺文件22個，涉及創新創業的體制機制、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就業政策等多個領域。其中，國發[2014]7號文件、國發[2015]9號文件、國發[2015]23號文件三個涉及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發展眾創空間推進大眾創新創業、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重要政策，各省（區、市）政府的落實比率分別達81%、42%、48%。

　　而由這些雙創政策衍生出來的、過去兩年各地區各部門出臺的相關政策文件，累計超過2000余件。報告稱，“雙創”政策支持體系初步形成。

　　8個維度把脈雙創落實卡在哪兒

　　何謂政策的“落實”？這份報告的主要執筆人之一、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一般認為，國務院出臺某個文件，地方政府出臺了相應的文件就算“落實”了，但究竟這份地方政府的文件“落實”如何，換言之，政策最終落地與否，能否讓科技工作者、創新創業者切身感受得到，則“說不清楚”。

　　也因此，中國科協在此次第三方調研評估時，并未止步于“文件出沒出”這個層面，而是針對創新創業者普遍關心的8個“雙創”政策工具進行評估，這些政策工具包括商事制度改革、搭建創新創業平臺、暢通投融資渠道、科技資源開放共享、加計扣除、離崗創業、科技成果三權改革等。

　　這其中，商事制度改革進展最快，最受歡迎。雙創評估報告顯示，以“三證合一”為核心的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創業門檻，簡化了創業程序，比如，公司注冊時間從過去的平均26天，減少至如今的平均14天，日均注冊企業的數量也由過去的日均0.69萬個，增加至如今的日均1.1萬個。

　　以眾創空間為代表的創新創業平臺發展勢頭強勁，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歡迎。雙創評估報告顯示，過去兩年，全國誕生了眾創空間200多個、電商園區510多個、淘寶村210多個。

　　這其中，又以中關村的孵化器較受歡迎，上述負責人告訴記者，過去一段時間，中關村放開對外籍留學人才創業就業的限制，提供就業許可、居留許可等便利，吸引創業投資機構、高校院所、領軍企業及科技企業孵化器等機構在中關村示范區設立的天使投資和創業投資基金，中關村管委會最高可按30%的比例參股，并按一定比例給予補貼。也正是這種“先行先試”，在很大程度上鞏固了其“中國硅谷”的地位。

　　不過，雙創評估報告也提到，一些政策工具的落實成效并不理想。比如，研發支出加計扣除、離崗創業、科技成果三權改革等政策，尤其是后兩者，未能得到有效落實（詳見本報2016年1月19日11版《本是雙創主力軍的科研人員為何缺位》）。至于加計扣除，報告稱，研發支出加計扣除年均增長28%，但其政策受惠面較小，仍需加大政策普惠力度。

　　雙創活力各地不一背后是觀念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5年上半年，各地區在“雙創”政策措施實施情況及其效能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上述負責人告訴記者，中國科協借助國際通行的創業評估指標體系，從活力、信心和環境3個維度對區域“雙創”活躍度進行了測度。

　　其結果顯示，北京、江蘇、廣東、浙江、上海排名前五，顯示出較為旺盛的活躍程度，云南、甘肅、新疆、貴州、遼寧排名靠后，主要差距在于“雙創”環境和信心。

　　為何一些地方活力不足，在雙創評估報告調研組專家成員、中國科學院大學管理學院中國創新創業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看來，除了對于權力的留戀，還有一個很大的因素就在于官員的思維慣性。

　　柳卸林此次到某地調研，就發現一個讓創業者頭疼的“雞生蛋蛋生雞”問題：環保產業是發展較快的新興產業，但此地就要求，企業承擔環保工程項目必須具備資質，而申辦資質又要求從事過相關工程，這就形成了“死循環”——

　　建廠，生產一段時間后，沒有污染，方能向政府申請環境許可證，但沒有環境許可證，便不能建廠，不能建廠又如何來生產，不能生產又如何來證明沒有污染？

　　根據柳卸林的調研，這種通過合法渠道“得不到解”的難題，還在一定程度上催生證書轉租等不合法現象。

　　“所以一些創新創業者就會抱怨，有時候，雙創最大的阻力，不在別處，正是來自政府本身”，柳卸林將其換了一種說法——“雙創”好不好，就是政府簡政放權的試金石。

　　他告訴記者，長期一段時間，地方政府習慣的是通過“跑部錢進”“分配資源”以及“投資驅動”等思維模式來發展經濟，如今來到了創新驅動時代，要的是“出政策”，改“直接干預”為“間接營造環境”，就讓很多人不舒服了。

　　畢竟，最難改變的可能就是“習慣”，正如相機界那個令人刻骨銘心的例子，當柯達這個影像巨頭在傳統膠片領域取得至高無上的地位后，面對新的數字時代，有過不屑，有過無知，身陷迷戀和自我的情緒中，最終致死百年老店。還有那個被智能機拍在沙灘上的諾基亞，雖從未停下過向前邁進的腳步，只是慣性的力量也推它走進不復的深淵——誰會真正重視和發展會革自己命的東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