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潤鏵

　　一個高三學生完成了一部關于高三的紀錄片。影片開始時，一張張苦悶的臉在重復著“所有人都一樣”這句話，到了結尾，變成“所有人都不一樣”。

　　上海市控江中學高三學生唐潤鏵在高中生涯的最后階段，做起了導演、編劇、攝像和剪輯，一個人完成了紀錄片《考在上海》。在這部24分鐘的“電影”里，“演員”是他的同班同學，“劇情”就是整個高三生活。

　　鏡頭掃過夏日的操場，掃過紅旗旁的教學樓，掃過課本和粉筆，最終定格在高三學生的面孔上。

　　背景音里的蟬鳴換成高音喇叭里勵志的語言，櫥窗里的海報換成各大名校顯眼的校徽。高三前的動員大會上，剛剛考入大學的學長分享著高考的經驗，臺下400名穿著夏季校服的準高三學生或托著腮、或抱著肩、或歪著頭，臉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畫面有些抖動，唐潤鏵用“仰臥起坐到一半”的姿勢，舉著單反相機對著神態相差無幾的那些臉，他既想將身后的大屏幕裝進相框，又不想擋住后面的同學。在這場動員大會中，唐潤鏵在心里說，“該來的終于來了”。

　　對于二三線城市的學子而言，高考是一條艱難卻極為有效的出路，人們對于高三的想象大多停留在擁擠的教室、壘得高高的課本、被精確計算到秒的時間上。

　　在這所能望見東方明珠的校園里，盡管高三并不那么令人窒息，所有人還是拼盡全力，包括已經申請了美國的大學的唐潤鏵。

　　他把高三的學生比作大海中的一粒沙，無力改變方向，只能祈求下一道浪能把自己拋得更遠。

　　同學朱澤楠對此深有體會。這個愛笑的女孩認為，不用參加高考的“旁觀者”唐潤鏵，比自己這個“當局者”看得更清楚。在高三第一學期的5次考試中，她為了提高7分，連續一個月每天刷兩套試卷，“有一種不得不拼的慣性”。

　　身邊的同學面對唐潤鏵的相機，一開始會躲閃。在習慣了他拿著相機“晃來晃去”之后，同學們終于把他當成了“一坨巨大的空氣”。

　　為了拍攝教室的全景，唐潤鏵把課桌搬到了教室左前方的角落，當他舉起相機時，沒有一個人對他的鏡頭有反應。“高三，本來就沒什么人抬頭。”

　　鏡頭之外，白熾燈光照耀下的高三教室讓人混淆了晝夜。唐潤鏵看到，有人在第一次月考之后默默地流淚；有人下課就跑去問老師問題。每個人都很自覺，整個教室的分貝比以前下降了許多。這種用功好像是存在于同學們基因里的東西，到了這個時候，“啪”一下就出來了。

　　對于要出國的唐潤鏵來說，努力的基因全部放在了托福和SAT（美國學術能力評估測試）上，他前后考了7次，每一次都像是高考。

　　1998年出生的唐潤鏵顯出一種超越年齡的“老成”，“像是從過去穿越過來的”。他喜歡哲學多過足球，愛聽崔健、許巍和樸樹，向往上世紀80年代“文藝復興”一般的自由氛圍，愿意思考與分享觀點。

　　他常年穿一件黑外套，書包和鞋子磨破了也毫不在意，留著“估計全區只有一個人梳的”油膩的三七分發型。在學校，有不認識的同學看到他，會畢恭畢敬地喊一聲，“老師好”。

　　為了迎合美國學校的需求搞創新大賽、參加美國的夏令營拿外國人的推薦信、刷題考出高分的托福和SAT……在唐潤鏵看來，出國申請越來越成為和高考一樣模式化的流程。

　　他曾感受過影片里溢出屏幕的緊張氣息。那是在他備戰SAT的時候，也是紀錄片拍攝的關鍵時期。一場爭奪時間的大戰，在唐潤鏵和父母之間，一觸即發。

　　“不是不讓你拍，而是時間不對。”爸爸警告他，“如果因為拍紀錄片而考得不好，你會后悔一輩子。”

　　唐潤鏵的犟脾氣上來了，他認為高考有幾個關鍵的時間點是必須要拍的，不能錯過這個時間，他給自己的承諾是2015年底前必須拍完第一集。與此同時，他要一遍一遍往返于教室與留學機構的補習班之間，剛剛放下相機，又拿起了答題的筆。

　　“在高考面前，我總有點逃跑的感覺，一直沒法抹去心里的罪惡感。”盡管與大多數同學走向不同的戰場，唐潤鏵仍然希望為曾經朝夕相處的同學記錄下這關鍵的一環，哪怕只是在旁邊為他們豎起大拇指。

　　“我急啊！”媽媽陳霖是控江中學高三的語文老師，為了唐潤鏵的SAT成績，焦慮得“快崩潰了”。他前兩次的SAT成績分別是1780和1990（滿分2400），“你多做題總歸多拿分咯，這是你最重要的事情!”

　　父母不支持他在備考期間拍片子，爭執發展到最后，唐潤鏵表示：“我就要拍！我就要拍！”

　　在那間關了門的臥室里，他用了兩個通宵，回放過去3個月拍攝的素材，154個G，1340個視頻文件，然后埋頭為片子寫臺本、錄音、剪輯。

　　當第3次SAT成績出來時，陳霖記得，唐潤鏵先是很平靜地報了分數：2100，之后便“哇”一聲哭了。

　　陳霖很心疼，覺得孩子在那段時間承受雙重的壓力。“作為一個語文老師，我很希望他有自由意志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但我也不能脫離對分數的追求。”

　　最終的SAT分數讓一家人都挺滿意，當被問到，“如果唐潤鏵沒有考好還會讓他繼續拍片子嗎”，陳霖斬釘截鐵地說：“不會，絕對不會。”

　　唐潤鏵在上傳自己的紀錄片時，在網上留下一段話：我們從出生那一刻，就成了教育體制內的孩子，我們不得不面對當今中國不夠合理的教育。一面針砭時弊的同時，我們又隨波逐流。然而，我們真的別無選擇嗎？

　　一進入高三2班，首先會被教室后面的黑板報吸引，大面積黃色和藍色的水彩顏料占據畫面，田野和藍天的界限從中間上下分割開來，一條棕色的、窄窄的小徑延伸到遠方，“高三之路”四個大字寫在一旁，下面是一行小字：沒有比腳更長的路，沒有比人更高的山。

　　“從未來回想今天的時候，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這幅畫，而不是高三的重壓。”在紀錄片的下半部分，唐潤鏵講述了老師和同學在高考的壓力下，仍然保持自己愛好的故事。

　　拍攝的最后一個畫面是圣誕節的班會，一串鈴鐺掛在黑板旁，老師和學生一起做起了游戲。旁白說，只愿這難能可貴的笑容能夠一直留住，留到高考之后，留到成人之后。

　　鏡頭轉向了高三語文組老師的辦公室。在隔間的外墻上，貼著不起眼的三個篆體字——“后花園”。里面是一位語文老師的照片墻，貼滿了蘇珊·桑塔格、漢娜·阿倫特、卡夫卡、格麗泰·嘉寶的照片。這位老師自稱有“空墻恐懼癥”，不管辦公室搬到哪里，她都不會落下這些偶像。

　　“很多老師有自己堅守的東西，即便被大環境吹得東奔西跑，也會堅守著。”這在唐潤鏵看來是一種反抗。

　　鏡頭里出現最多的，是一個堅持了25年的公益人文講壇的發起者樊陽。

　　樊陽曾回到陜西的母校講座，談起對應試教育的厭惡。“我希望我的母校不要成為衡水中學。”臺下的老師哄堂大笑，因為校長剛剛說過，要向衡水中學學習。

　　樊陽覺得，當唐潤鏵在考試面前，拿出時間拍攝這部片子時，應試教育的柏林墻已經在他身后倒塌了。

　　在老師眼里，唐潤鏵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甚至一度成為“老師最討厭的那種孩子”。

　　唐潤鏵喜歡寫作、拍片子，是合唱團團長，拍微電影拿過全國二等獎。文科成績能成為年級前十名，理科成績則是倒數十名。他向往美國更自由的校園環境，即便認為SAT很應試，但他知道這不是美國學校挑選學生的唯一標準。

　　當鼠標滑過各具特色的美國大學主頁時，唐潤鏵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在挑選未來。他選擇學校的原則很簡單，一是看有沒有哲學專業，二是希望在農村，他想體驗不同于大城市上海的生活。

　　這個從小喜歡昆蟲、為蟑螂寫詩、會躺在花園里看星星的人，最討厭的兩句話是“長大了就懂了”和“社會會教你的”，他不希望長大，不明白為什么會有人把長大當作資本，而不是損失。

　　“我覺得高考是一場再合理不過的比賽了，規則很簡單，只有那些在高考后保持住笑容和童心的人，才是贏家。”這是紀錄片的最后一句話。

　　一個同級的同學說，對唐潤鏵的定義不要落在“是個有空閑時間的出國黨”上，而是“本可一走了之卻頻頻回頭審視當下體制的學子”。

　　一位從教49年的特級教師說，一個面臨高考的高中生，對于教育的弊端是最有發言權的。可惜，幾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沒有勇氣或無力思考這個問題，他們只能在題海中苦苦掙扎。“有這樣的學生，比出幾個狀元更體面。這說明，在今天的教育體制下，還是有空間的。”

　　唐潤鏵不喜歡用微信，他的朋友圈里只有每天背了多少單詞的打卡記錄。他覺得微信的表達廉價而容易，寧可選擇短信，字斟句酌地謹慎表達。

　　唯一一個與年齡相稱的愛好是玩電腦游戲。他不愛網游，喜歡一個人打單機游戲。最愛的那款叫做《黑暗之魂》。游戲的開始一片空白，玩家是個戰戰兢兢的普通人，一遍遍遇到強大的人，一遍遍經歷死亡，最終成為英雄。當打到最后一關時，舒緩的鋼琴曲響起，玩家又回歸了混沌之初，他似乎戰勝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沒有。

　　每到這個時候，唐潤鏵都是一邊哭一邊按下回車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