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政策放開后，你我的耳邊，少不了幾個發著如此牢騷的小兩口。

　　在城市化進程逐漸加快，夫婦多為雙職工，以及延遲退休越說越真的大背景下，“誰來帶二孩”，遠比“如何養二孩”更棘手。

　　于是，“70后”、“80后”的回憶被喚起，那些開在胡同里、大院中的托兒所，何以蕩然無存？舊年代的托幼機制，能否在新時代找到機遇？

　　曾記否

　　“托兒所是鄰居小朋友共同的記憶”

　　上午7點50分，寒風中的馮可目送著3歲半的兒子，一步一顛地蹦進了幼兒園的校門，隨后裹了裹略顯臃腫的羽絨服，一轉身跨上電動摩托車——他得在40分鐘內，趕到遠在十公里外的單位。

　　這樣的生活，馮可至少還得過兩年：“老婆說要再生一個，我立馬說不行，想都別想，到時候一個在家，一個上幼兒園，我管哪個？”

　　當了三年多的奶爸，馮可有些懷念自己的童年。那時的北京城沒有這么大，父母上班下班不當“候鳥族”；馮可自己，從兩歲就寄放在胡同里的托兒所，直到幼兒園、學前班，算得上無縫銜接：“我爸媽反而沒有我現在的困擾。”

　　對于托兒所，馮可還有著模糊的記憶，托兒所的開辦人是胡同里的陳奶奶，一個退休在家的和藹老人。托兒所就開在陳奶奶的家中，班里有五六個小朋友，全都是兩三歲，還未到幼兒園入學年齡的幼兒。

　　那時的托兒所，沒有如今許多的教學理念，只有“排排坐吃果果”的簡單看護，從馮可的家到托兒所，大約三分鐘的距離。每天馮可父母上班前，就把他抱到托兒所，下班再接回來。時至今日，馮可也不知道托兒所有沒有正式的資質，陳奶奶已駕鶴西去：“這家托兒所是鄰居小朋友共同的記憶，一直開到了上世紀90年代。”

　　馮可的回憶，與許多“70后”、“80后”有相同之處，彼時的京城，擁有為數不少的托兒所，它們或由企事業單位主管，代為托管下屬員工子女；或為社區居民自辦，幫助鄰居托管幼兒園入學前嬰幼兒。

　　“現在大家都會說，孩子養到上幼兒園就好辦了。前三年除了讓爸媽帶，沒有任何辦法。”孩子兩歲時，馮可曾尋找過類似的托兒所，卻發現無論是身邊的社區，甚或是整個京城，“托兒所”都成了過去式，“現在都說二孩，可是沒人能在家看孩子，怎么生？”

　　生存難

　　“托幼所也就是解決孩子的生理問題”

　　然而在幼兒教育專家范佩芬眼中，曾經的托幼機構逐漸消亡，乃是必然的結果。

　　“0到3歲的孩子需要大量的護理和照顧，在集體生活中很容易受到傷害，還是家庭撫育更適合孩子。”在范佩芬看來，二三十年前的父母，將孩子送到托幼所、托兒所，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隨著社會的發展，之前的各種因素都已產生變化，托幼機構也就逐漸不被人們需要了。

　　“托幼所也就是解決孩子的生理問題，盡量不磕著碰著，孩子的心理需求更是無法得到滿足。” 范佩芬表示，托幼機構消亡有多個原因，首當其沖的便是如今的父母逐漸接受了新的教育理念，認同公共機構并不能幫助孩子的心理成長，并給孩子足夠的心靈撫慰。

　　與此同時，隨著獨生子女的大量出現，孩子的祖父母一輩和父母，都越來越不舍得把孩子送出去，這也導致托兒、托幼機構難以獲得足夠的生源。

　　“要想做好托幼所，需要大量的人手，而現在人力成本太貴了。如果國家不投入，要想辦一個好的托幼所，收費一定得非常高。但收費高了，很多家長肯定覺得還不如自己帶呢。我就聽過很多人說，出去上班掙的工資還不夠給保姆的。”范佩芬表示，現代社會靈活的就業，也讓許多女性有機會在有了孩子之后，暫時從職場中退出回歸家庭，等到孩子大了再重新找工作：“不像我們年輕的時候是分配工作，沒有回歸家庭后還能再有找工作的機會。”

　　60歲的王麗（化名），就在嘗試開辦社區托兒所的嘗試中鎩羽而歸，在她看來，政策、市場乃至父母的心態，沒有一條能夠支撐托兒所重現江湖。

　　“我去社區問，人家都說沒有這個政策，開幼兒園要求的資質可嚴了。”王麗心中的托兒所，只是代小區父母照看2至3歲的幼兒，來北京照顧自己孫子的她，結識了社區中許多年輕的夫婦，“他們都有看孩子的需求，大都是老人在做犧牲。尤其是老家在外地的，好多老頭子老婆婆兩地分居，一個在老家，一個在北京幫子女看孩子。”

　　然而需求并不能轉換成市場，王麗曾向鄰居夫婦暗示，可以幫著帶帶孩子，卻被對方以“怕孩子太鬧累著您”為由婉拒：“我心里明白，他們是不放心，怕我看不好。”

　　即便是專業早教機構，對于“幼兒園前”的孩子，也大都持謹慎態度。石景山區一家早教機構的工作人員表示，雖然推出了幼兒托管業務，但一直沒有業務上門，只得不了了之。

　　需支持

　　“撫養孩子帶來的精力壓力甚至重于經濟壓力”

　　“真的很矛盾，一方面有這個需求，另一方面又不放心。”32歲的王郁，去年迎來了自己的寶寶，一歲多的寶寶，帶給一家人無盡的歡樂，也有苦惱——由于公公也還在外地工作尚未退休，一家人只能讓身體欠佳的婆婆外加一名育兒嫂帶孩子：“現狀就是，育兒嫂看著孩子，婆婆看著育兒嫂。”

　　在王郁眼中，“托兒所”不是沒有市場，而是沒有規范：“幼兒園也出了不少問題了，家長還是敢送孩子去，就是因為有一定的標準。可托兒所呢？我們這一代人，托兒所什么樣都只是模模糊糊的印象了。”

　　實際上，托兒所并非沒有標準可依，早在1996年，北京市便公布了《北京市幼兒園、托兒所辦園、所條件標準》。2010年，衛生部還頒發了《托兒所幼兒園衛生保健管理辦法》，其中明確說明，辦法“適用于招收0至6歲兒童的各級各類托兒所、幼兒園”。只不過在實踐中，遵循各種規定建設的，多為適合3至6歲兒童的幼兒園。

　　“大家都明白，孩子越小越難帶。對于托幼機構來說，3歲以下幼兒的托管風險很大；對于家長來說，也怕出問題。”家庭教育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趙忠心表示，以往的幼兒園，多是由國有企事業單位建設。隨著社會發展的需要，“重拾托兒所”并非不可能。

　　趙忠心建議，為破除父母、托幼機構的顧慮，政府應作為嬰兒階段托幼機構的牽頭人，由有實力的企業或社區組織自主建設。

　　“少子化已經成為全球許多國家的趨勢，所以鼓勵生育不只是一句口號，不是動員一下年輕夫婦就行的，需要全社會的支持。”趙忠心表示，鼓勵年輕夫婦生育，首先就需要破除孩子撫養帶來的壓力，其中精力壓力甚至重于經濟壓力。在此背景下，可以考慮推出多層面政策，如延長產假、陪產假，為多子女家庭減稅以及建設托幼機構：“從目前看，大幅度延長產假并不現實，許多在職業上升期的婦女也不會樂意。那么建設托幼機構就很必要，我認為政府應該出資建設嬰兒階段托幼機構。”

　　缺政策

　　“我們國家缺少對小年齡孩子的關注”

　　盡管不贊成發展托幼機構，范佩芬同樣認為，國內迫切需要進一步完善嬰幼兒的社會配套建設。

　　“我們國家還是缺少對小年齡孩子的關注和投入。”范佩芬最近幾年多次到國外的社區考察，發現國外很多托幼中心都是社區成立的，“其中有很多志愿者，有些就是社區里孩子的媽媽，孩子們都在托幼中心玩，志愿者幫忙照看。”

　　此前，范佩芬在區政協會議上提交過議案，但一直也沒有得到更多關注：“咱們社區里現在有醫療機構，有老年活動站，為什么就不能有嬰幼兒活動站呢？我們現在也越來越關注‘人’而不僅僅關注錢了，但為什么不能從起步就關注呢？要知道在人的成長中，三歲之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國家應該重視兒童成長中的薄弱環節。”

　　范佩芬表示，現在的低年齡孩子，仍然缺少一個寬大的活動空間，缺少自由交往的伙伴，空間、場地、人員，都可以由社區的嬰幼兒活動站來完成，由社會機構來補充：“小區的孩子平時到嬰幼兒活動站里玩，孩子們就能回歸到本質生活中，有玩伴，而不是‘獨’在家中。活動站辦起來了，也會有專業的志愿人員來做指導，幫助父母、老人建立更好的育兒觀念和方式。”（主筆 吳楠 周明杰 插圖 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