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央行研究局局長陸磊解讀降息降準和市場利率化改革

人民網北京10月24日電 （李海霞 張文婷）23日晚間央行年內第三次“雙降”，并取消對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等不再設置存款利率浮動上限。對此，央行研究局局長陸磊在接受人民金融采訪時表示，降息針對周期性因素，重在治標；普遍和定向降準針對周期和結構性因素，標本兼顧；放開存款利率上限重在全面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方式，觸及了中國金融體制的根本環節。

　　經濟金融周期性因素決定了以降息、降準為主要手段的逆周期宏觀調控

　　陸磊指出，從貨幣調控視角看，經濟增長、物價走勢、國民就業和國際收支是宏觀調控方向、力度和工具使用的決定性因素。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487774億元，同比增長6.9%。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1.4%，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同比下降5.9%，9月份同比下降6.8%，環比下降0.6%。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2%。1-8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37663億元，同比下降1.9%。進出口總額178698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7.9%。其中，出口102365億元人民幣，下降1.8%；進口76334億元人民幣，下降15.1%。進出口相抵，順差26031億元人民幣。經濟增長穩中有降，消費價格指數與生產者價格指數持續背離，企業經營存在壓力，外部需求存在不確定性，都需要貨幣政策從逆周期角度適時適度實施預調微調，為經濟穩定增長提供中性適度貨幣金融環境。

　　從金融支持實體經濟視角看，金融部門流動性和利率是中央銀行鞏固前期政策效果，繼續實行降息、降準政策的主要推動力。

　　從央行公布數據看，2015年9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135.98萬億元，同比增長13.1%；人民幣貸款余額92.13萬億元，同比增長15.4%。一年期貸款基礎利率（LPR）為4.55%，比上年年底下降近1個百分點。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為2.05%，比去年同期低0.92個百分點。外匯儲備3.51萬億美元，比8月末減少432.6億美元。

　　一方面，貨幣信貸保持了高于GDP增速與CPI增速4個百分點的較高增長水平，無疑體現了在貨幣政策的正向激勵下金融部門對經濟的有效支持；另一方面，貸款和貨幣市場利率保持較低水平，意味著金融部門流動性在合理充裕狀態下。但我們也必須看到，主要經濟體加息預期與我國匯率形成機制的進一步市場化改革，推動了外匯儲備余額下行，對于中央銀行通過外匯占款對金融部門投放流動性的渠道構成壓力，把握時機降息降準有助于進一步鞏固并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的能力，切實降低各類經濟主體融資成本。

　　經濟運行的結構性矛盾決定了定向降準政策的持續優化

　　陸磊表示，與總量性政策的普適性出發點不同，公平與正向激勵是結構性政策的出發點。根據央行測算，在此前的6次定向降準中，按家數計算累計已有97%的金融機構享受了定向降準政策，在激勵金融機構支農支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此次定向降準中，央行調整優化了標準，綜合考慮金融機構符合宏觀審慎經營的情況、“三農”或小微企業貸款增量及存量占比，特別納入了金融機構“三農”和小微企業貸款總量。這意味著，原本主要面向中小金融機構的定向降準進一步擴大到了部分符合條件的大型商業銀行。

　　以農業銀行自2010年開始的“三農金融改革事業部”改革試點為例，其縣域72%的機構、79%的人員、83%的存款和85%的貸款納入試點范圍。截至上年末，農業銀行縣事業部貸款余額2.26萬億元，累計發放惠農卡1.38億張。按照2014年末“三農”或小微企業貸款占全部新增貸款比重不低于15%的標準，把支農、支小的大銀行納入定向降準政策范疇，有利于進一步正向激勵我國大中型銀行等金融主力部隊開拓“三農”和小微企業金融服務領域，有利于依托其規模效益解決長期以來困擾縣域和農村地區金融發展的“規模不經濟-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風險偏高-融資難融資貴”的惡性循環，最終有利于金融資源彌合國家經濟結構短板，全面促進結構調整。

　　利率市場化改革進入宏微觀聯動新時期

　　我國經濟金融體制改革不斷走向深化的過程也是改革認識論和方法論不斷走向深入的過程。早在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在此思路指導下，1993年12月的《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逐步形成以中央銀行利率為基礎的市場利率體系”，“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長期目標是實現人民幣可兌換”。

　　在20年的改革中，價格是資源配置的信號，價格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是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等觀念逐步成為共識。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總要求，指出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的金融改革具體方向。

　　陸磊表示，取消存款利率浮動上限是微觀意義上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的必要條件。一方面，實體經濟部門在獲得金融服務過程中的合理議價將成為現實，對金融業構成產品服務供給和風險管理能力提升構成正向激勵，改變其單一依賴存貸款利差的傳統收入模式，進入了自主研發或學習定價模型的新時期；另一方面，金融業面臨的同業競爭壓力也將形成對定價自律機制的有效構建，以形成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自發矯正。從最近一年不斷擴大存款利率浮動上限的實踐看，銀行業通過自律機制，結合降息周期，推動存款利率下行、避免存款利率上升并向貸款利率傳導已見成效。

　　取消存款利率浮動上限是宏觀意義上中央銀行調控方式、工具和參照系改革的新起點。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央行仍然將公布存貸款基準利率，并作為金融機構利率定價的重要參考。可以預期，央行將參照國際經驗結合我國金融機構和市場特點，在基準利率形成機制、貨幣市場向存貸款市場的利率傳導機制、中央銀行政策利率體系、本外幣政策協調，以及對單個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定價異常行為管理等層面進行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工具創新。

　　他提到，取消存款利率浮動上限以及后續利率市場化改革在金融穩定意義上已經具備了重要前置條件。改革有風險，推動改革需要預估和管理風險。作為一項重要的保障性制度安排，2015年5月1日出臺的《存款保險條例》和面向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存款保險機制的建立，為金融業穩健可持續運行和存款人權益保障構建了扎實的制度基礎，嚴守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