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報記者  張廣智/文   王瑩/圖

編者按：李太明老師雖學歷不高，但國學、史學功底深厚，以畢生的精力獻身教育事業，桃李滿天下。李太明老師是一位普通的中共黨員，卻有著堅定的信念和堅強的意志。他一生待人寬厚，胸懷坦蕩。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想著一分一角地為單位省錢，體現了一位普通黨員的高風亮節。在他去世20周年之際，本報記者整理他的妻子許春洪老師口述李太明生命里最后100天的故事，但愿能成為當今教育工作者的鏡鑒。

許春洪老師常常陷入回憶之中。

窗外幾片柳絮飄來，粘附在玻璃上微微顫動。

恍然間，眼前浮現出20年前的那些日子。那時的我，每天都在為丈夫李太明治病東奔西走，每天都是滿臉的汗水。太明辭世20周年的祭日到了，我把他的論文遺作整理成冊出版，送給親朋好友，多年的一樁心事終于落地。

回首他生命里最后的日子，我不禁感慨萬千。

堅決辭去教務科科長職務

1995年新學期開始了，駐馬店供銷學校實行教改，校內中層領導要競爭上崗。一心想辭去教務科科長職務的太明，過去曾多次向領導請求辭職都未如愿，心想這下可好了，自己不報名，不登臺發表演說，不就等于再次辭職嗎？滿懷欣喜的他，再次向黨委申請辭職，競爭上崗演說他也沒參與。幾經周折之后，辭職之事總算如愿。

然而，事情總不遂人愿，三四月正是萬木旺發的季節，可也是肝病加重的季節。

太明帶的畢業班剛離校去實習，他的腹脹又加重，疲倦無力，口干，失眠，雖每天喝著大碗大碗的中藥，但仍不見效。我天天催他去醫院檢查，他總是說：“老毛病了，喝著藥呢，等等看。”轉眼一周過去，他的身體已招架不住，去醫院一檢查，結果已是肝硬化了。

無奈，他只有住進醫院。

在市中醫院治療

住在市中醫院肝病科，醫護人員對這個老病號雖精心照護，但按常規治療卻不見預期效果。醫生也開始給他用白蛋白了，眼見別的患者腹水如鼓，用兩支白蛋白和其他藥后腹水刷刷瀉下，病情立見好轉。我望著一滴滴乳白色濃液緩緩流入他的血管，一切美好的想象立即浮現眼前，我放心地睡了一覺。

不料，第二天太明卻腹脹得更厲害，渾身腫脹，焦躁、口干。中醫診脈說：“氣血虧損，太過虛了，白蛋白用晚了也不行。”我一時愣住了，立即回憶起幾年前曾有醫生建議讓他打幾支白蛋白，可每次太明都固執地說：“病是治好的，不是補好的，我不缺營養。”其實，那時的職工褔利規定，藥費可在單位解決，不論用什么藥，只要有報銷票據就全報銷。太明的病雖早有醫生建議過用白蛋白，但他認為那是不應有的奢侈，身為黨員怎么能不考慮為本單位節約開支呢？

補不得，醫生就想盡辦法，不斷地檢查、會診、調藥，日子一天天熬過去，病情一天天加重，我仍在焦急中匆忙地煎藥、做飯，來去匆匆，天天都是滿臉滿身的柳絮和滿心的愁緒。

那天，我帶著精心為他熬的一碗湯趕到病房，卻見桌上一張紙上幾乎寫滿了字，還畫了個人，仰著頭向遠處招手，再近看是一首名為《你是樓頂上的一棵小草》的短詩。還沒等我埋怨他，他卻苦笑著說：“脹得難受，寫幾句詩轉移下注意力。”接著他指著窗外說，“你看對面樓頂上那幾棵小草，清早還好好的，上午太陽一曬，葉都蔫了仍在強撐著，夜里有點露水就又精神得很。”

我看后沒再作聲，一時的沉默使我聯想到他的命運。我知道他時刻在實踐著生命的價值，只輕輕說了句：“有病，還是少動點腦筋！”他默默地把小詩折疊好放進了上衣口袋。直到他去世后才看到他各個口袋全是空的，唯獨有一支筆和這首小詩。

勉強同意外出檢查

太明在市中醫院住了一個多月，醫生也焦急無奈，最后建議到外地再做進一步檢查。我知道他輕易不愿意出去，于是我找到校領導講明情況。校長立即去做太明的工作，讓他去北京302醫院檢查。太明卻固執地說：“我這是老毛病了，等明年我退休了，再去北京檢查。”校長幾乎是哀求地說：“李老師，你現在還能動，省事得多，若要病重了，等讓別人抬著去看病不是花錢更多嗎？”

太明總算同意去北京了。常去看望他的朱琳醫生是他在高中教過的學生，曾在302醫院進修，聽說此事立即和302醫院肝病科聯系。一切準備停當，朱琳和我們一起出發了。

坐了十幾個小時的車，我們次早到了北京，下車就忙著往豐臺趕。一問的士，去302醫院得70元錢，太明是無論如何不愿打的，非要去乘地鐵。

我了解他的脾氣，想起幾年前去鄭州看病，一天傍晚從醫院回省供銷社招待所，有兩路車可乘，一是電動公交車，每人1角錢；一是普通客車，每人2角錢。眼看天色已晚，普通客車過來，他卻不讓乘，非讓等電動公交車。

11月的傍晚寒意已濃，我們站在冷風里為省那1角錢，最后還是等著乘了公交車回到住處。

堅決退掉高干病房

幾經顛簸，我們來到302醫院已是上午近10時，朱琳先去醫院找事先約好的護士長，我們在門外等候。直到11時30分朱琳才急匆匆地到門口接我們，他高興地告訴我們：“肝病科床位已安排好，中西醫全是有名望的一流專家。”

當我們準備進醫院時，太明突然問了一句：“住這病房啥價？”朱琳忙委婉地解釋：“這是高干病房，設備都是一流的，單間還有空調，就是貴些，每人每天得70元住院費。”這一說，太明怔了一下，立即擺著手說：“不行！不行！學校經費緊張，我出來看個病咋能住這病房！那是絕對不能住！我也不需要空調。”

我雖然也嫌病房貴，但到這個時候了咋辦呢？于是，我同朱琳一起勸他：“既然準備好了病床，咱先進去住兩天再想辦法轉其他病房，待專家查清病找到治法咱就回家去治。”然而，任憑怎么講，他只一句話：“我堅決不住這么貴的病房，心里有壓力，沒法治病，咱住別處再找專家也一樣。”我們足足勸了20多分鐘，他還是堅決不同意。我和朱琳犯了愁，病房需等待，聯系好的不住，再去找咋找？

眼看快12時了，他仍執意不進高干病房，無奈我們只有重新到門診掛號。還算好，總算掛到最后一個肝病科號，待醫生初診后已是12時20分，正好普通病房還有空床位，醫生同意入院治療，這里每個床位每天只收10元錢，太明心里算平靜下來了。

進口的貴藥不讓用

普通病房負責床位的趙醫生是剛分來實習的大學生，態度挺和氣、熱情，年長的護士叫他小趙。各項檢查從頭開始，我們的希望也全寄托在這家大醫院了。

用藥三天后，病情沒任何減輕，我急切地詢問醫生檢查結果，趙醫生緊皺著眉頭說：“李老師的病比較復雜，還沒查出原因，再繼續查查看吧！”

我去門崗打電話剛回病房，太明有氣無力地告訴我：“剛才主任來看過了，也切了脈，問好些問題，讓我用些貴的進口藥，最后問我單位條件怎么樣。我已向他講明，我們校不是財政全供單位，經濟條件不好，能給我查清病就行了，進口的貴藥現在別用。”我聽后立即去主任辦公室，主任講了病情，又說來得太晚，我急切地說：“主任，看用啥藥合適，就盡管用吧，不該報銷的都寫上，我們一分也不報；該用的，就是砸鍋賣鐵也得給他治。”

又停了兩天，病危通知下來了，醫護人員頻繁出入病房，各項檢查、輸液日夜不斷，醫生反復交代說太明隨時可能會大出血或昏迷。我像掉進大海里還在掙扎著，驚慌、恐懼、焦急、無奈一齊襲來，但表面仍假裝平靜地時刻守護著他。

家人和親戚陸續來醫院看望，太明精神也稍好些。他認為自己可以闖過這一關，他關注的是醫生快給他檢查結果與方案，以便回家鄉治療，他哪里知道醫生已下病危通知，還有回家慢慢調理的機會嗎？

我們最后一次共賞音樂

一天傍晚下了陣中雨，夜晚雨霽天朗，空氣清新，不知什么時候月亮已掛在樹梢，病友們多在月下或散步，或閑聊，我守在病危的太明床邊為他輕輕按摩著，門外花園邊的小水坑里映著皎潔的明月，給凄清的病房添了些許溫馨。我想試著引導他安排幾句后事，他卻全不理會，只低低地說：“這輩子整天讓你為我擔驚受怕，沒過幾天平和日子，太累……”

突然從外面傳來《草原之夜》的笛聲，哦！久違的樂聲！我們不約而同地靜下來傾聽著，《敖包相會》、《彩云追月》、《十五的月亮》……一曲曲婉轉悠揚的笛聲，喚起人多少美好的回憶！我們激情燃燒的年華、我們的坎坷歷程、我們遲來的春天……太明輕輕地問我：“哪來的笛聲？怪新鮮哩！”我答道：“對面樓上的。”然后我們沉默著，靜靜地欣賞著，我想起了我們曾經的誓言：

“我們能一起走過平坦的大道，也能一起走過泥濘的沼澤；我們能一起度過明麗的清晨，也能一起度過風雨的黃昏！”

那一刻，我心亂如麻，太明還能伴我度過黃昏嗎？我們還有機會再共享一次月夜嗎？老天還會讓我們下一次共賞樂聲嗎？

黎明時，他干干凈凈地走了

又熬過了幾天，醫生告訴我：“李老師的病是個謎，要治好該是個奇跡，現在已是肝壞死，能轉回家就早走吧！”

家人又陸陸續續趕到醫院，醫生又一道病危通知“肝壞死比肝癌都不容治，快走吧，這是科研單位，對不解之謎的病故者是要解剖的。”醫生還不斷囑咐不要碰著，不然會大出血，要小心出現昏迷。

家人七手八腳忙完了出院和回家的各種準備，于6月18日中午12時許乘上了回家的火車。

19日晨3時許，列車進了駐馬店站，太明在高中教的學生王新華是駐馬店中心醫院小兒科主任，他早已帶救護車在車站等候。

早晨5時許，大兒子剛外出找廁所，醫生就喊我去辦公室。也只是十幾分鐘，當我來到太明床前，只見他兩眼白眼球向上翻著，眉頭緊皺，滿臉痛苦，嘴角微微向下彎著，欲說無聲，欲哭無淚，痛苦中，一臉的遺憾、留戀……搶救中那么折騰他，他依然沒出血也不昏迷，他是身上干干凈凈、心里明明白白卻又無可奈何地走了。

太明停止了呼吸，多像一顆小流星在殞落過程中的軌跡啊！那閃爍的光帶，盡管光亮微弱，盡管時間短暫，卻是以他的生命之光點綴了這人世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