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中國很多城市地區遭遇灰霾天氣，更多的人關心的是治霾速度和力度能否更快更見效。有關人士提出治霾最快需要15—20年，對此您如何看？”初春，科技日報記者在中國工程院專訪現任國家能源咨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主任杜祥琬院士時問道。

　　“治霾是必須的，肯定需要時間，但太長了讓人沒有信心。我認為10年應該見成效。中國總是在不斷進步的。”杜祥琬語氣凝重地回答。

　　“如何能夠做到治霾10年見成效？”記者追問。

　　杜祥琬說，霧霾的出現，說明我們以前的發展方式存在粗放的問題，若要治霾較快見效，迫切需要我國在未來發展方向和路徑上做精心設計，因為國內的環境容量比國際平均水平低好幾倍。我們的發展沒有本錢粗放，需要認真設計現代化、城鎮化，以及同步設計分布式低碳能源方案。

　　經過30年的發展，我國現在客觀上面臨著兩場競賽，一是國內粗放型發展方式與轉變這種發展方式的較勁；二是國際上，不管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展開了走綠色低碳之路的競賽，中國要參與其中，不能落伍落后。所以在這兩場競賽中，中國要勝出，才能擁有未來，這就需要把發展方式轉變的路徑走好。

　　“其實我國不缺乏有想法的人，也不匱乏措施和辦法，而在生態環境損害問責方面，一直沒有強制性的鐵腕政策，未來在環境方面是不是應該建立一個長效的監督機制？”記者問道。

　　杜祥琬說，終身追究，這是很好的思想。國際上有比較成功的經驗，比如企業責任延伸制度，就是對其產品負責到底，包括產生的污染物。強制性措施，包括行政性、經濟性和教育性，這是一套改變環境、生態和社會的組合拳。

　　目前在很多國家成立了一種包括政府、企業、專家和公眾的聯合環境協調委員會，就是讓民眾自由表達心聲的權利和體現，這也是政府的一個抓手，一種社會治理的模式。

　　“煤的燃燒對于灰霾的貢獻非常大。鑒于國際上很多國家對煤炭已清潔生產和利用，而我國煤炭用量在能源總量上比重很大，今后是否會在煤的開采、生產和消費等用量及使用方式上加以限制？”記者問。

　　杜祥琬指出，我們寄希望于在“十三五”期間，這是一個轉型發展方式的關鍵期。煤炭在能源上具有標志性，它的消耗總量將見頂，即不再增長。

　　通過研究，我國煤炭專家一致提出“煤炭科學產能”的概念，即摸清各大煤礦科學產煤的能力情況，基本上做到不破壞生態環境，減少人員傷亡。再有，提高煤炭用于發電的比例（現在基本是一半），把非發電直接燃燒的部分用氣和電替代。同時，燃油車要用電替代。還將提倡把煤燃燒轉變成電的各個環節“吃干榨凈”的做法，在全球做得非常好的是上海外高橋三廠。

　　然而，中國總的能源需求量還會繼續增長，這要靠低碳能源“三匹馬”拉車補足，分別是可再生能源、核能和天然氣（包括非常規天然氣），如果其中一匹馬能夠把我國低碳能源拉上去，足以替代煤炭，其他馬車當然就省勁了。實際上，需三者齊努力。我們希望到2020年天然氣能夠超過10％，而非化石能源超過15％，這是在國際上已經承諾的。

　　“如何看待德國能源轉型，歐洲可再生能源策略有哪些值得我國借鑒？‘新型城鎮化’如何利用新能源？”記者問。

　　杜祥琬答道，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歐洲一些國家的經驗值得借鑒。丹麥國土面積不大，不過海岸線很長，因此風電海上多于陸上。德國雖然和法國比鄰，但是能源政策情況差異很大，法國核電占發電比例的75％，而德國準備“棄核”發展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未來這是大勢所趨。我國現在與丹麥、德國、法國合作得非常密切。

　　從某種角度而言，我國有這么多的省相當于歐洲很多國家，各地蘊含的可再生能源不一樣，像西南地區以水電為主。所以要因地制宜、高比例的發展可再生能源，需要有關部門統籌制定發展規劃，不斷實施一些鼓勵政策。中央已明確要繼續發展核電，而且要深入論證內陸核電站。

　　對于城市的發展，我們現在不叫城市化，改叫城鎮化，其內涵是，不能都建成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造成人口高度聚集，這種發展模式必然是高碳的。城鎮化如何低碳發展？這涉及到能源要采用分布式低碳能源的方式，例如用天然氣加上可再生能源（特別是太陽能和生物質能）。這樣在發展的過程中，不再增加二氧化碳和污染物的增量，讓人們切實感受到空氣污染的狀況在逐漸改變。

　　（科技日報北京4月21日電）

(來源: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