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監督公車私用知名的區伯被報道“在長沙因嫖娼被抓”。消息傳出后，有人驚訝于口口聲聲為公益者的私德敗壞，有人斬釘截鐵地說肯定是一次報復是一場陰謀，有人分析“即使區伯嫖娼了也不能否定他的監督公車行為”。各種觀點喋喋不休，爭論聲遠遠多于“媒體提供的事實”。嫖娼的事實并不清晰，輿論場上各種爭論和判斷卻遠遠跑在事實前面。

　　一位網友一直在微博上問我：區伯這事兒是網絡熱議的焦點，作為一名時事評論員，你怎么一直沒有對這件事作評論？我說，評論員并沒必要對每個熱點事件都湊上前去“說幾句”。為了顯示自己的“輿論領袖”身份，或表現自己“不缺席”，事實不清時也習慣性地“說幾句”，這對公共討論毫無貢獻，反而把本就混亂的判斷攪得更亂，對公共理性是一種干擾和誤導。

　　評論員并不掌握事實，媒體在前方調查，警方還沒有最終通報，區伯本人也沒發聲，這時評論員能說什么呢？說絕不相信區伯嫖娼了？——憑什么“不相信”呢？說這完全是一場報復和陰謀？——證據呢？說“即使區伯嫖娼了，也不能否定他的監督公車行為”——這明明就是兩件事，事實上誰也否定不了監督公車的行為。如果嫖娼是真，反過來也可以說“監督公車的正義也不能遮掩嫖娼的不堪”。事實不清的情形下，玩弄庸俗的辯證法和討論偽問題，其實毫無意義。

　　這幾天輿論炒得沸沸揚揚的郭文貴與胡舒立之爭，爭來爭去也是一地口水，財新方面已報警，會訴諸法律程序解決，另一方當事人還繼續通過媒體發聲——事實并不清晰，這時輿論場上的觀點和站隊也是過剩的，如“相比之下我更相信胡舒立”、“不能任由流氓往媒體人身上潑污水”之類表態只是一種站隊，對公共討論并無實質意義。看不清楚事實時，“非得說幾句”的結果就是往輿論場輸送混亂和對立，使公共討論變成兩個圈子的對立。

　　真的沒必要啥事都湊上前去說幾句以尋找存在感。不懂的事，別輕易評論；不了解的事，別妄下判斷，還是等了解了前因后果和相關背景后再去表達意見，別一聽到“方韓之爭”就立馬站在某一方搖旗吶喊。事實不清時，靜默地等待事實逐漸浮出水面，等事實清楚后再作判斷，那才能凸顯觀點的價值和可貴。

　　熱點和真相的節奏常常是不同步的，事件處于大眾圍觀的熱點高峰時，事實往往不清，但這時公眾和時評家往往最興奮，對“判斷”的熱情往往最高，熱點的時效壓力會產生一種無形的力量并“逼”著輿論領袖去表態。可事實的完全浮現往往沒有這么快，待真相完整呈現時，烏合之眾可能早已轉移去消費新的熱點了。公眾很多時候感興趣的可能不是真相，而只是圍觀熱點、猜測真相、想像陰謀、消費情緒、享受吐槽的快感。

　　很多事情，本來并不混亂，但評論多了，公眾反而更混亂了。另外，看不清事實時就站隊表態，也會讓討論變成一場敵友劃分，網絡在很多問題上變得越來越對立化、尖銳化和極端化，與這種習慣有很大關系。

　　輿論場的一大浮躁表現是，人們輕易就把某種本能的懷疑拋出來，而根本沒有做好提供證據和論證這種懷疑的準備——只是任性地說“我就懷疑就懷疑”、“我就是更相信誰”。評說一件事，需要自己先想清楚怎么論證，不能自己還沒想清楚就“急于說幾句”，結果只會是把自己的“不清楚”傳遞給大眾，帶來了更大的混亂。沒人強迫你非得說幾句，有時候，靜默等待比夸夸其談可貴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