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理論周刊·學術】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就必然面臨著一個同中國本土文化相遇和融合的問題，而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它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聯系，構成了其中的基本內容。馬克思主義同儒學傳統在事實上早已發生了融合，但迄今尚缺乏學理上的闡釋。可以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走在了理論研究的前面。馬克思主義在理論和實踐雙重意義上的中國化進程都需要進行深入反思，這不僅是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進程變得自覺的需要，也是系統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經驗的需要，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都具有重要啟示價值。因此，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系研究就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重要課題。從不同層面恰當地把握這種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無疑是一項前提性的工作。

　　方法層面

　　從方法的角度說，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系研究，大致可沿著兩個路徑展開：一是“實證”，二是“虛會”。“實證”即“拿證據來”，它要求從文獻學意義上看兩種思想或學說之間有沒有發生實際影響。思想史上新證據的發現，往往能夠改變人們以往的認知，甚至部分乃至全部地改寫思想史。所以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接受史的實證研究，具有基礎的地位和意義。“虛會”則主要著眼于學理層面，無須經驗證據或考據學意義上的聯系，而僅僅從邏輯可能性上看不同學說之間有無契合之處。事實上，一種思想對另一種思想的影響往往缺乏直接證據。譬如，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必然要經過中國人的解讀，其結果便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更多的是通過集體無意識這一種族記憶來影響詮釋這一過程和結果的，它甚至未經反省就作為一種先行有效的背景或期待視野，構成不可剔除的重要變量，經過矯正和過濾，被解釋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已然帶有了中國的味道。再如，時勢的影響提供了對于理論的選擇偏好和歷史語境，這些因素都是無形的，甚至不著眼于歷史的長時段就難以看清。誠如馬克思所言：“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但這種時代氛圍對于理論選擇的決定性影響，也往往難以找到直觀證據。就思想家本身而言，時代的訴求未必是自覺地發生作用的；時代與思想的內在聯系往往是潛在的，甚至是無意識地發生的。但作為反思，我們的研究卻必須把這些影響自覺地揭示出來。還有，不同思想間的彼此影響往往是隱性的，以非學術方式發生的文化意義上的影響尤其如此。一個人究竟讀了誰的書，又受到哪些影響，才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往往缺乏直接證據。試圖還原到原初事實上去，以支持某種論斷，其局限性甚大。所以，我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借助于“虛會”。只要在義理上講得通，而且已經遇到的事實同義理不發生矛盾，就具有合法性。直接證據固然非常重要，考證絕對是一個不能無視的前提，但它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倘若缺乏一個先驗框架的話，不同事實之間的聯系便無從建立。因為正像休謨所提示的那樣，“此后”并不等于“因此”。總之，在研究方法上，應采取寬容態度，達成實證與虛會的互補。

　　對象層面

　　總的來說，在研究對象上應該堅持宏觀整體研究和微觀個案研究相結合。對馬克思主義傳入以來同中國文化的碰撞和融會、對其一百多年的歷史進程及總體趨勢，有必要作一種鳥瞰式的把握。撇開這個方面，就將喪失整體坐標，脫離宏大歷史語境，進而有可能迷失于細節，使所有微觀研究和個案考察失去參照。當然，微觀個案的研究也不可忽視。例如，對不同歷史階段的研究，甚至幾年、幾十年、一百年歷史節點的單獨考察；對經典著作的研究，特別是對那些里程碑式的代表作進行深入的個案剖析，“以小見大”，透視和折射豐富的蘊涵；對典型人物的研究也應受到高度重視。例如，可以將毛澤東這樣的歷史偉人置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和宏大背景下，加以審視并做專門探討。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毛澤東的意義早就超出了個人的范圍，從某種意義上講，讀不懂毛澤東，就讀不懂中國，也讀不懂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在毛澤東的思想中，我們既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元素，也能夠體會出傳統文化的某些因子。在內容方面，毛澤東思想中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如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歷史觀、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等，也有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的成分，如強調倫理至上的訴求、人民本位、踐履的優先性、人的意志力等等。在形式方面，毛澤東思想中有馬克思主義的敘事方式，如翻譯過來的一系列術語，也有傳統文化所特有的表征方式。當然，毛澤東是用中國語言來談論馬克思主義的。以哲學為例，他更愿意用“實事求是”來表達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論立場，用“知行關系”來討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問題，用“一分為二”來指稱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等等。但這些中國符號所表征的原理仍然是屬于馬克思主義的。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同儒學發生聯系的過程，也是二者相互揚棄的過程。

　　內容層面

　　從研究內容看，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系包含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實踐同理論的互動關系在于：實踐總是特定理論指導下的實踐；理論也總是特定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從解釋學角度看，理論的實踐運用本身就是一種廣義的解釋活動。中國之所以接受馬克思主義，歸根到底是為了在實踐中運用它。因為引進馬克思學說來指導我們的實踐能夠奏效，能夠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五四”運動前后傳入中國的西學各式各樣，為什么單單馬克思主義勝出？這絕非偶然。從根本上說是取決于實踐的選擇。這是第一個層面，即實踐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另外，歷代中共領導人和學者們從理論上用中國的表達方式——包括語言的、文化的等等——來解讀馬克思主義而形成的一系列成果，這是理論層面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兩個層面都需要進行深入探討：既要具體地考察實踐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是怎么一步步地成為“中國的”，成為中國人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方式的；又要從理論層面研究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會通的思想史及其內在邏輯。這兩個層面又形成一種互動關系。馬克思主義不從理論上中國化，就無法來指導中國的具體實踐；脫離了中國語境中的實踐活動，理論也無法真正達到中國化，甚至可能淪為一種與實踐無涉的純粹知識論建構，教條主義的致命錯誤恰源于此。這就從內容上規定了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系研究的雙重任務。

　　視角層面

　　選擇怎樣的角度研究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系問題至關重要。筆者認為，應適當地區分對馬克思主義同儒學相融合的過程及其結果的研究，以及對這種融合的研究本身所做的元研究。前者是以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實際結合為研究對象和內容的，后者則是以這種研究本身為對象的再研究，帶有反思的性質。這種劃分的意義在于，能夠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克服研究中隱含的主觀性干擾。當我們考察馬克思主義與儒學融合的實際過程時，有可能存在著“既是劇作者，又是劇中人”的自我纏繞關系。因為研究者本身很可能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際參與者（理論的或實踐的）：這既賦予研究者以在場性，從而擁有“認識論特權”，以“此在”的姿態加以敘事；同時也潛在著一種危險，即往往有意無意地偏好從同情的角度來描述、解釋和評價，難以保持一種學術上的價值中立性，進而妨礙了對問題實質的洞察和考量。因此，反思性的研究就成為矯正這種干擾和偏頗的必要補充。作為一種元研究，對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系研究本身加以考察，可以使研究者從身臨其境的角色中抽身，以非在場式的冷靜和達觀看待并審視研究狀況，盡可能克服主觀隨意性，進而逼近客觀性理想。這正是相關研究獲得科學性的前提和保障。

　　判斷層面

　　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系研究的判斷形式，有事實的和價值的兩種。在研究中，需要自覺區分“是”與“應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在事實上是怎樣的，是歷史學和思想史的任務；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應該是怎樣的，則是一個規范性的問題，它只有在對馬克思主義同儒學及其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聯系進行反思的基礎上才可能解決。前者屬于事實判斷，后者屬于價值判斷。混淆了這兩者將會導致兩種傾向：一是把應然的當作實然的加以確認，就有可能把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相融合的理想化形態當成可以迅即在實踐中直接“兌現”的狀態去追求，從而陷入脫離實際的激進；一是把實然的當作應然的加以定位，則可能把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相融合的現實狀況神圣化，從而妨礙我們對歷史經驗乃至歷史教訓的深刻總結和汲取。這兩種傾向都將消極地影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和實踐的健全發展。這就需要在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之間保持適當的張力。僅僅滿足于事實判斷，做出一種客觀刻畫和解釋顯然不夠，因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并非所有的中國化后果都是我們可以接受的，例如，“食洋不化”的教條主義。因此，我們的研究需要有一種自覺的意識，即兼顧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亦即“是”和“應當”兩個層面。唯其如此，才有可能使我們的研究工作不斷地趨向全面和完備。

　　（何中華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