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和中世紀，中國的科學曾經長期居于領先地位。但到了文藝復興以后，當西方大踏步建立起近代科學體系時，中國的科學相形之下卻日益落后了，并且直到19世紀中葉仍對西方17世紀已經確立的近代科學體系茫然無知。這是為什么？

　　近代科學的誕生和發展首先必須和某個社會階級的利益密切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這個階級本身的利益需要科學。這一條件正是西歐上升中的并且不久就取得統治權的市民階級所具備、而為其他國家歷史上的一切階級所不具備的。當時，西歐這個新興的階級迫切需要天文、地理、航海、制造、火炮乃至世界范圍的政治、經濟、貿易、社會、歷史諸多方面的知識，這些知識和他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但這些知識和傳統社會各統治階級的利益關系并不大。遲至20世紀初，一些亞非不發達國家的王公貴胄雖然也把自己的子弟送到牛津、劍橋受教育，但這些人回國之后并不把西方的科技引入自己的國家。這里的奧秘是，科學從思想上，也從社會上對等級制度起著一種瓦解的作用。一切人和物，無論多么偉大或多么渺小，在科學面前其價值都一律平等，都服從同樣的鐵的法則，其間并不存在任何高低貴賤之分。在當時中國歷史上，并沒有出現這樣的社會階級，而且整個社會也一直無法突破等級觀念和體制的束縛。

　　與此相關，近代科學得以誕生和發展的另一條件是，科學必須受到現存政治社會體制的尊重和鼓勵，亦即現存的政治社會體制必須能夠把大量的聰明才智吸引到科學事業上來。文藝復興后西歐各種學會和學院的建立與發展蔚然成風，這極大地促進了近代科學事業的發展。但這種條件在當時中國并不存在。在中國傳統社會里，一個知識分子的出路，他的地位、榮譽和價值，并不是和知識聯系在一起的。早在漢代獨尊儒術之后不久，班固就曾感嘆儒術已經成為一條利祿之途。此后的科舉制，進一步滿足了等級專制制度要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目的。在西方，正當伽利略為近代科學奠定基石的時候，中國那位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家宋應星就在寫《天工開物》，同時他沉痛宣稱“此書與功名利祿毫無相干也”。可見，直到近代為止，統治階級的利益并不需要本身具有獨立價值的科學知識，人們的聰明才智也還不可能被引向科學研究之路。中國的社會條件還遠遠沒有成熟到足以使近代科學在中國得以誕生和發展的地步。

　　導致近代科學誕生于西方而非中國的原因，還可以進一步追溯到雙方源遠流長的文化背景。與中國相比，西方思想大抵上更多是屬主智主義的。“哲學”一詞在辭源上本來就是“愛智慧”。甚至像蘇格拉底那樣有著濃厚倫理色彩的人，也標舉這樣的口號：“知識就是德行。”中國思想的傳統，其主流是主德而非主智的，知識從來就是附屬于德行，為德行服務的，它本身并沒有獨立的價值，所以追求真理在中國首先而且主要地就不是指獲得知識，而是指履行道德義務。儒家崇德行于上位，道家不但要求“絕圣”，同時還要“棄智”。但在西方，哪怕是在中世紀的神學論證里，往往也可以看到有一種強烈的主智主義的傾向，要求假手邏輯推論的方式來論證自己的信仰，如上帝存在之本體論的證明之類。而中國哲學則習慣于用比喻，而不用邏輯推論。歸根到底，是認為更高一級的道德真理，是不能由更低一級的知識來加以保證或證明的。這樣也就決定了在中國傳統文化里，知識或真理本身也沒有獨立的內在價值：我們不能（或不應該）為知識而追求知識，只能為盡人倫而求知識。中國歷代仁人志士的獻身，都是為了仁義道德（成仁取義），而不是為了追求某種純粹理性即科學認識上的真理（如伽利略因為相信哥白尼的日心說而遭受迫害）。中西方思想的對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主德與主智的對比，是道德與知識的對比，亦即倫理與科學的對比。也許正是由于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人倫道德的緣故，所以中國便沒有西方那種意義上的宗教。西方宗教可以說也有兩重性：就其強調信條而言，它和科學的理性是互不相容的，但是就它那種永不滿足地追求無限的精神而言，它又和科學有相同和相通之處。與此相關的一個最值得矚目的歷史事實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既沒有西方古代的原子論，也沒有西方近代的機械論。而這兩者一脈相承，對近代科學與科學思維方式的發展，構成為一個最基本、最具決定性的因素。

　　大體來說，中國思想家們大多習慣于把個體納入總體之下和之中加以考察，他們的世界觀從來都是整體主義的和有機主義的，而非原子論式的或機械主義的。未來科學思想的發展若如李約瑟博士所云，將是從機械的、分析的軌道轉到有機的、綜合的軌道上來，那么，中國古代思維方式和智慧肯定將對此作出重大貢獻。不過，機械的、分析的思維方式畢竟仍是近代科學不可或缺而又不可逾越的第一步。“知識無跳躍”很可能是確切的、普遍的規律，畢竟是先要進行孤立的分析，然后才有總體的綜合。中國古代的思維方式，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是撇開機械的分析而徑直要求把握道體之大全。這或許就是中國之所以沒有能自行步入近代科學殿堂的思想上的原因了。

　　（作者為清華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