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

    新聞回顧

    每年春季，是中國留學生申請出國的高峰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最新統計資料顯示，中國是世界上在國外讀大學人數最多的國家，留學生占全球留學生總數的14%。而中國留學生的去向，大都集中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日本。 近10年來，中國自費出國的留學生每年約有2萬至3萬人左右，其中18歲以下的中小學生就占到一半。

    小留學生以出國讀私立高中的居多，除了少數進入昂貴的私立住宿學校外，大部分人或選擇進入公立高中，或選擇進入學費相對便宜的走讀私立高中。由于未滿18歲，寄宿家庭的家長往往是孩子在海外的監護人。

    各國對小留學生監管不一

    海外各國對小留學生的監管有所不同。

    以澳大利亞堪培拉來說，盡管小留學生有自己的寄宿家庭，但官方監護人不是寄宿家庭的家長本身，而是本地教育局。堪培拉對“海外監護人”的職責是：寄宿家庭管吃管住管監督，也包括帶孩子去看一些頭疼腦熱的小病；但是涉及到要去醫院做手術的大病，以及需要與移民局、警察局等打交道的重大事務，官方監護人只能是教育局工作人員，他們要負責簽字、交涉，會負全責。因此,小留學生一旦發生問題，應第一時間聯系教育局的監護人，由官方監護人和孩子的中國父母取得聯系。

    在堪培拉，18歲以下的國際學生是不能私自去悉尼等大城市游玩的。教育局熟知他們管理的每一個孩子每天在哪里，確保隨時可以聯系得上。19年來，澳大利亞堪培拉是唯一一個從來沒有中國學生出現領事問題的城市。

    然而，大多數國家并沒有對小留學生有如此細密的管理體制，寄宿家庭的家長往往是孩子在海外的監護人。

    美國愿意接待外國留學生的家庭大多是很有愛心的，有的是純粹喜歡做好事，有的是因為喜歡東方文化，有的是因為領養中國孩子，希望小留學生能幫助領養家庭多了解中國文化。但是也有不盡如人意的。特別是在一些保守的農業地區，那里的美國家庭教育程度低，對其他國家和文化缺乏了解，這樣的寄宿家庭往往有一種莫名的優越感，固執己見，常會試圖把自認為是好的東西(文化、宗教、價值觀等等)強加于他人，而對別人的文化和價值觀持批評的態度和偏見。

    更差的寄宿家庭是，家庭成員性格怪異、冷漠，對小留學生語言冷暴力；生活上照顧不周，攤派過多的家務勞動；更有甚者是侵占留學生的錢財。

    多半與寄宿家庭有過不愉快

    大部分出國讀高中的小留學生，都是從11年級開始讀起。而在高中體系中，11年級是較難的一年，也是充滿競爭的一年。初到異國，文化差異、環境不同、聽課困難等因素，都會給孩子帶來很大的心理壓力。

    此時，作為落腳地的寄宿家庭就顯得更為重要了。但對這一點，中國家長基本上沒有選擇主動權，多數情況下也無法親自了解。指望碰到有愛心的寄宿家庭，從而讓孩子在國外的生活順風順水，基本上是件碰運氣的事。

    當然，寄宿家庭是否具有持久、不變的愛心，對小留學生的異國生活影響是巨大的。這些孩子遠離父母，比如沒有中餐，沒有適當的關心，孩子會感到連飲食這項最基本的要求都難以得到滿足。所以小留學生的父母如果有可能，幫助孩子選擇華裔的寄宿家庭是比較理想的。

    從實際表現看，一些國內來的孩子與他們的寄宿家庭相處如家人：有的寄宿家庭每周專門帶孩子去吃中餐；有的寄宿家長到學校與老師認真討論孩子的學習和升學問題；有的還把曾經在自己家寄宿過、如今已經上了大學的留學生邀請回來過圣誕節。

    但是，也有的孩子在寄宿家庭里吃不飽飯，常常餓肚子；有的跟寄宿家庭的子女有摩擦沖突，而家長偏袒自己的孩子，小留學生只好忍氣吞聲。甚至還有的寄宿家庭，以監護為名強迫小留學生把錢存入他們指定的銀行賬戶，并不歸還。一些小留學生表示，他們多半與寄宿家庭有過不愉快的經歷。

    留學專家表示，問題的關鍵在于家長有很多期望值和認知上的差異。特別是交換學生，即使交了費用的，中國家長也要理解這和花錢租房子是不一樣的，寄宿家庭的主人是孩子在國外的合法監護人，所以他們需要了解孩子的生活學習，就是說，人家要承擔一部分家長的責任，這種情況下，小留學生如果總是獨來獨往，埋頭苦讀，忽視與寄宿家庭成員的交流，就會引發不滿和矛盾。

    另外，在國內，高中生的生活重心就是學習，家務事家長大包大攬，娛樂社交統統讓步。但是在許多國家，家長認為每個家庭成員，即使很小的孩子，都要承擔家務；全家出動的社交和娛樂更是家庭成員溝通感情不可或缺的活動。同時他們認為每天的生活內容只有學習是一種不正常，甚至是自私的。

    家長要對孩子言行保持敏感度

    小留學生中有不少人很優秀，其中不乏頂尖者。如留學澳洲的河南學生張征，在維多利亞州中學會考中得第一，受到澳大利亞總理的接見；昆士蘭科技大學的一名廣東女孩32門課中，27門“優秀(HD)”，5門“優良(D)”，因而獲得校長榮譽獎章。

    但是，從中國小留學生的總體表現看，負面效果大于正面效果。一些媒體不斷披露，“中國已經成為盛產留學垃圾的最令人頭痛的國家”，一些留學生比富、斗闊、兇殺、賣淫、勒索、吸毒、通過打黑工而成為非法移民等等。16歲出國的少年王某，在英國留學期間，幾乎沒有學到任何知識，整天沉溺于網絡游戲，耗費了3年的青春和父母50萬元的積蓄，最終一事無成，悄然回國。由于無顏面對父母，他沒有回家，而是在一家賓館當服務員，回國3個月后才被父母找到。17歲的小留學生蘇某因逃學過多，被取消學籍。哭哭啼啼地離開悉尼機場的時候，記者問為何哭，他說：“我恨爸爸，他給了我太多的錢。”“多少？”“大約20萬澳元。”這相當于一個澳洲中產階級全家五六年的開支。

    這就要求，家長要對孩子的言行保持敏感度。每個孩子在留學之初，肯定都有自己的理想，但理想與現實的距離隨著時間延續和失落感堆積逐步拉大。

    “隔三差五向家里要錢”，這是小留學生變質的信號。一些小留學生由于考試不過關，就要為補考、重修再支付額外學費，所以他會讓家里多寄錢。另一些孩子，因對學習沒興趣，平時不在學校上課，而是熱衷打游戲機、到處亂逛或交異性朋友，這樣也會額外支出更多費用，家長必須對此保持高度敏感。

    留學不是孩子的避風港，而是一次赤裸裸的、殘酷的人生考驗。曾有個小留學生在入學的第一個學期，因狀態松懈，結果學期結束時有一門課沒通過。當時他不知道一門課程不過關，會引發多米諾效應。在第二個學期，必須重修這門課，而在計算考試成績時，第一學期的分數仍舊要按比例計入，也就是說不及格的記錄不會銷掉，這個學生想要通過這門課程，必須付出加倍努力。這樣的循環法則，意味著留學生需要對自己的每一次考試負責。

    國外的社會環境、文化差異以及學校的教育方式、方法與時間安排，都要求出國留學的孩子有很好的心理素質，有較好的自學能力，有較強的自控與自理能力以及較高的辨別判斷能力等，而要求一個個小留學生都具備這些素質，著實有點困難。想超越成長，必然遭到成長異化的責難。因此，家長送低齡孩子出國留學，應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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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堪培拉寄宿家庭成員多為公務員

    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的寄宿家庭成員，80%以上都是大學本科學歷，且多為本市的政府官員或公務員。他們愿意成為海外留學生的“家”，并非是經濟因素驅使。

    這些家庭中有些人是想給自己未成年的孩子找個國際伙伴，讓孩子們在多元的環境中一起成長；有的是因為自己的孩子已經長大離家，希望接納國際學生作為自己的孩子一樣養育，也能有個陪伴。很少有人是為了賺錢。這就從根本上保證了寄宿家庭的質量。

    堪培拉市對寄宿家庭的招募，由當地教育局直接管理，只在各學校的校報和校區內發出招募信息，絕不在社會上發廣告，杜絕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人混進來。而且，教育局會明確要求寄宿家庭要把國際學生當成自己的家庭成員一樣對待，而不是當作房客。教育局強調，寄宿家庭的角色是家長，不是房東，因為我們接納的是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

    要成為堪培拉合格的寄宿家庭，家里的“硬件”條件首先得滿足。比如，教育局會提前考察和驗收這些“準寄宿家庭”里是否有給孩子的獨立房間、合適的床、書桌、衣櫥等全套設施，周邊的居住環境是否安全良好。教育局審核通過一個合適的寄宿家庭，往往需要經過面試、調檔、審查等多個環節，確保這些志愿家庭沒有犯罪記錄，主人須有澳大利亞的公民權或永居權。對于審查合格的寄宿家庭，每年還要進行4次培訓，對這些“Home爸”、“Home媽”們強調諸如學生簽證的要求，對孩子的作業，歸家時間的要求，以及飲食習慣的配合等。(付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