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系統總結了我國經濟發展正步入新常態的九大趨勢性變化，涉及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資源配置方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等。如何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的一項重要工作。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上述九種趨勢之間的關系、促使其出現的深層次因素及對政策的啟示。

趨勢性變化的聯動性

總體上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九大趨勢涉及宏觀總需求（消費、投資、出口）、微觀市場特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資源配置和宏觀調控方式等方面。

經濟發展從傳統模式步入新常態是一個系統性過程，上述九種趨勢的出現具有互補性或聯動性質，即每種趨勢不是孤立的，一種趨勢的出現增強了另一種趨勢出現的合理性，其相互作用從整體上使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

在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下，供給不足，消費需求呈現出模仿型排浪式特征以及金融危機前國際市場空間的快速擴張，這三個因素互相加強，共同決定了市場競爭主要依賴于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跑馬圈地”是第一位的，質量型、差異化競爭并不重要。實現數量擴張的供給方基礎則是以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為標志的投資模式，而大量低成本剩余勞動力的存在、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又為數量擴張提供了充足廉價的生產要素。普遍性的數量擴張需求為刺激性宏觀政策的暫時有效性提供了微觀基礎，但無法避免投資的盲目性，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隱性風險隨之逐步積累。

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之后，由于消費需求的個性化、多樣化以及全球總需求不振，大規模數量擴張的需求基礎不復存在，另一方面，隨著人口老齡化、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減少及環境承載力已達到或接近上限，數量擴張的生產要素基礎也面臨枯竭。綜合起來看，現在簡單數量擴張只會加劇產能過剩，需要適應個性化需求、尋找新的增長點，因此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征；競爭形態也將以質量型、差異化為主。隨著需求和供給面的變化，各類隱性風險也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在經濟基本面發生變化的大背景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應自然遞減。

傳統發展模式和“新常態”內部各特征之間具有聯動性、互補性，而傳統發展模式的某一特征與“新常態”的某一特征之間則具有替代性、相互沖突。在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結構調整陣痛顯現，根本原因在于從傳統模式轉變到新常態，不是一個簡單的單因素轉換，而是一個系統性、整體聯動過程，各種趨勢之間、趨勢表現與深層次體制機制變革并不完全同步。例如，最終消費需求的轉型可能相對較快，但是產能過剩的化解、經濟風險的化解不可能一步到位，供、需脫節的矛盾將對微觀經濟結構調整造成持續壓力。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但是，投融資體制的改革牽涉到行政審批、資本市場、民營銀行準入等方方面面，許多深層次矛盾將一一顯露出來，需要克服重重阻力。

助推新常態技術進步是關鍵

引起經濟發展模式出現系統性、聯動性趨勢變化的深層次動因，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因素。

一是供給側：生產要素存量的有限性。一定時間內勞動力供給、資源能源存量、環境承載力等都是有限度的，在經濟起飛的初級階段，要素使用量離此限度尚遠，以至于可以忽略限度的存在。但是，隨著數量擴張模式的持續推進，要素承載力接近或達到上限，資源約束逐步束緊，經濟發展方式的改變將不可避免。

二是需求側：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國際市場的變化。消費需求代表了經濟活動中的最終需求。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在低收入階段溫飽等基本需求占據主導地位，大量同質化產品可以更有效地滿足基本需求。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基本需求逐步滿足之后，更高層次的需求將呈現出更加個性化、多樣化特征，對產品質量、差異性也會更加關注，簡單重復的數量擴張已不能滿足新形式的需求。此外，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國際市場的持續低迷、復蘇乏力，也對在個性化基礎上開拓新的出口增長點提出了新要求。

三是技術進步。供給側和需求側的變化決定了舊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但是新的模式能否形成則從根本上取決于技術進步的“拉動力”。沒有技術進步、沒有創新，就無法順應需求的個性化，無法改變以污染環境、大量耗費資源能源為特征的生產模式。

總之，對深層次動因中需求側和供給側因素的分析表明，從傳統發展模式轉變到新常態具有內生性，即改變是不可避免的，但轉變的快慢則取決于技術進步的速度。

政策啟示

對經濟步入新常態趨勢的聯動性及關鍵推動力的分析帶給我們一些有益的政策啟示。

第一，需要更深入研究各種趨勢和體制之間的聯動性關系。以融資體制為例，融資需求派生于投資需求。我國經濟增長過去長期重復了簡單粗放的數量擴張模式，依賴各級政府和大型國有企業主導的投資，其單項投資往往數額龐大、周期長，需要將大量公眾儲蓄匯集在少數大銀行，才能集中力量為此類大型項目融資。這在工業化初期、需要以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為先導的情況下是不得不然的選擇，但也內生決定了銀行業市場結構特征——必須以大銀行為主導。但是從組織結構和治理機制上看，大銀行并不適合為中小微企業融資。大銀行層級多、組織結構復雜，直接的基層一線客戶經理占比低，股權相對分散，由此決定其信息傳遞特征是，必須依賴于客觀、可驗證的信息才能保證不失真；而中小微企業難以提供真實準確的財務報表，也缺乏抵押物，能夠提供的多是一些難以被第三方驗證的“軟信息”，向大銀行申請貸款難度大是自然的。更適合中小微企業融資的是客戶經理占比高、組織結構簡單、股權相對集中的小銀行，因為這樣的小銀行更適合處理“軟信息”，經濟學上稱這種現象為“小銀行優勢”。這是過去許多年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的一個體制背景。在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后，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局面即將出現。以大銀行為主導的銀行業市場結構不利于中小微企業融資，需要為銀行業注入新血。正是基于此，2014年我國在實質性放開中小銀行準入、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等方面邁出了決定性的步伐。

第二，緩解轉型陣痛需要頂層設計。緩解轉型陣痛，使經濟順利過渡到新常態需要深化改革，而經濟體制、產業組織、市場需求等各方面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又決定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全面改革千頭萬緒，“頂層設計”的內涵之一是科學規劃改革順序，要牽住“牛鼻子”，抓住在體制、產業、市場各因素相互作用中影響大的領域破題，實現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圍繞解決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推進改革，推出既具有年度特點、又有利于長遠制度安排的改革舉措，在行政審批、投資、價格、壟斷行業、特許經營、政府購買服務、資本市場、民營銀行準入、對外投資等領域加快改革；通過自由貿易區、“一帶一路”等，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開放“倒逼”改革。

第三，建立推動創新的體制機制是根本。為此，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建立健全市場發現需求的機制，使技術進步順應個性化需求方向；健全市場形成價格的機制，容許創新產品得到“創新溢價”；健全市場競爭機制，為創新提供市場原動力。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按照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依法治國的要求，加強對個人財產權、知識產權的保護，使創新者來自創新的合法權益獲得充足保護；優化對產品質量等的市場監管，使假冒偽劣者遭受嚴厲打擊，無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