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張蘊嶺近日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前世界經濟的發展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未來國際規則的制定和國際生產分工網絡與產業鏈的調整重構將是一個不同角色、不同力量、不同因素的互動進程。這對我國的外部發展環境，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為此，我國經濟發展戰略與實施政策的制定要高度重視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審時度勢應對新變化帶來的挑戰，抓住調整與發展的機遇，創建新的增長動力和競爭優勢，實現經濟在新國際環境條件下的穩定與可持續發展。

　　我國戰略制定要重視外部變化

　　張蘊嶺認為，從世界經濟發展的環境來看，未來一個時期，將進入一個后危機改革、整合與發展的時期。對中國來說，新的時期既有挑戰，也有機遇。中國只要能積極應對挑戰，利用好機遇，就可以實現既定的發展目標。

　　他說，20世紀末到2008年發生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的10年，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黃金期。支撐這個時期發展的有利因素主要是：其一，世界市場開放的大環境，這得益于落實烏拉圭回合協議產生的紅利；其二，美歐發達國家經濟在寬松的貨幣、財政政策以及金融管理環境下，保持較快的增長；其三，發展中國家采取開放發展的戰略，積極參與國際分工，一批新興經濟體崛起；其四，跨國資本流動加速，國際投資流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市場。

　　中國于2000年完成加入WT O談判，成為WT O成員時恰逢黃金期。中國加入WT O產生了多重積極效應：其一，取得了進入世界市場的優惠券(普惠 環 境)， 推 動 了 中 國 出 口 的 快 速 增長；其二，落實加入WT O的承諾，大力推動了中國市場體系的建設與市場開放的進程；其三，深度改革開放和可預期的發展前景對外資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中國成為外來投資和產業轉移的熱土。由此，中國利用有利的國際環境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使中國加速了趕超的步伐。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也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成為國際貿易的中堅力量。在此期間，無論是中國的對外貿易，還是G D P總量，都以跳躍式的速度趕超。

　　不過，中國采取的“引進-出口-趕超”模式加快了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也積累了大量的問題，比如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可持續的問題。中國適時地提出科學發展觀，制定了轉變發展方式的新戰略。國家“十二五”規劃是推進中國發展方式轉變的第一步。構建新的發展方式體系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實現，完成這種轉變至少需要十幾年，甚至更長一些時間的不懈努力。如果說“十二五”是落實轉變發展方式的開局五年，初見成效，那么“十三五”期間應該是取得明顯成效的五年，為實現目標奠定堅實的基礎。

　　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發展相互依存，因此外部市場和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有著重要的影響。世界經濟的發展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其中，既涉及世界市場的結構調整、體系變革、規則制定，也涉及新產業革命的興起，國際生產網絡與產業鏈調整與重構，還有世界經濟的大格局轉換等。這場深刻的變化，對我國的外部發展環境，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為此，我國經濟發展戰略與實施政策的制定要高度重視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審時度勢應對新變化帶來的挑戰，抓住調整與發展的機遇，創建新的增長動力和競爭優勢，實現經濟在新國際環境條件下的穩定與可持續發展。

　　國際經濟交換新規則也有積極面

　　張蘊嶺表示，2008年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是年，美國發生了次貸危機。那場危機不僅迅速擴及世界，而且導致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危機先是發生在美歐發達國家，而后進一步向新興經濟體傳導。之所以把這場金融/經濟危機說成是一個轉折點，是因為：一方面，它標志著世界經濟上一輪黃金增長期結束，進入了一個較長時間的調整期；另一方面，標志著前一個時期世界市場的寬松環境和規則發生轉變，驅動新國際經濟交易規則的制定。

　　從未來5至10年的總趨勢看，世界經濟發展環境將漸進改善。盡管挑戰的因素很多，經過調整與變革，也有可能生成一個新的平穩與創新發展期。其中，發達國家以新科技革命為引領，以新規則為平臺，力圖構建新的增長機制，塑造新的競爭優勢，像美國有可能取得新的經濟發展優勢；新興經濟體則會著力調整結構與發展政策，適應新的環境，重塑比較優勢，力圖創建新的競爭力和經濟發展活力。

　　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一個基礎結構。因此，無論是區域范圍，還是全球范圍的新規則制定，都會以不同的方式推進市場的開放，而不是相反。在趨于改善的國際發展環境下，國際貿易交換、國際生產網絡和產業鏈的構造還會進一步拓展和深化，而不是萎縮。特別是，新的產業革命會使國際分工網絡和產業鏈的構造獲得新的動力，塑造新的架構，推動新的增長動力機制。在危機期間，曾出現所謂的“退全球化”趨勢，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資本回流等。但是，隨著世界發展環境的改善，新規則的推行，新國際分工網絡的發展，全球化的勢頭會進一步加強。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參與國際市場分工和競爭，是各國實現經濟增長與升級的必然選擇。

　　不過，應該認識到，國際經濟交換新規則的制定是由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力推和主導的。它們之所以推行新規則，當然首先是為了確立其在新形勢下的競爭優勢。從總的趨勢看，新規則的核心是推進市場高度開放，推行高技術標準和市場競爭條件，提高發展中國家進入世界市場體系的門檻。以往，國際經濟交換規則制定的重點是打開國家間的“邊界限制”，主要涉及推動部門和領域的開放，主要的手段是降低關稅。而新規則的重點是打開國家間的“邊界內限制”，主要涉及經濟體制、規制與政策。在這樣的新規則中，發達國家當然會擁有體制和競爭力的“制高點”。這也正是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積極推行新規則制定的動機和動力。特別是，發達國家試圖通過新規則的制定，消除，至少大大減弱新興經濟體的特殊競爭比較優勢(低勞動成本、寬松環境標準、對本土企業的優惠政策支持等)，創建有利于發達國家資本回流、產業回歸和新產業領先的條件和環境。

　　張蘊嶺認為，從世界經濟的長遠發展來看，新規則也有一些積極面。在如今和今后的世界經濟發展中，隨著新的國際生產分工網絡和產業鏈拓展與深化，降低和消除國內的體制與政策障礙的必要性大大提高。從現實的國際經濟交換的流程來看，如今對于商品貿易來說，實際的主要限制已經不是關稅，而是非關稅措施，主要涉及體制、政策、標準的規則。對于服務貿易和投資來說，流動障礙則主要來自規制和政策。因此，創建更加開放的國際市場體系和競爭環境，有必要清除諸多的“邊界內”障礙。

　　未來國際規則制定將是互動進程

　　不過，畢竟這對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以低起點累積經濟起飛資源和條件的追趕戰略形成嚴重的制約，對已經走向經濟起飛的新興經濟體形成巨大的挑戰。他們面臨的局面是：許多傳統的比較競爭優勢將會喪失，必須在高平臺上構建參與國際分工的新競爭優勢，按照設定的新標準制定政策和規范行為。從參與競爭的能力來說，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不可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對于多數發展中經濟體來說，他們不僅對此沒有準備好，缺乏足夠的能力，而且需要時間和空間來構造高起點的競爭力。

　　美國等發達國家決意要把新規則推向全球多邊，以打造全球范圍的高標準競爭環境。鑒于多邊體系成員多，差別大，利益訴求復雜，發達國家決意拋開以多哈回合為中心的多邊框架(WT O )談判進程，先通過區域自貿區談判(如T PP、T T IP)和諸(多)邊服務業協議(如T ISA )來制定新標準，進而努力推廣到多邊體系。美國和歐盟都明確表示要通過T PP、T T IP和T ISA等制定面向21世紀的新規則。顯然，美國領導新規則制定有著明確的戰略，這就是占據新時期世界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的制高點。

　　也應該看到，美歐經濟的問題主要出自內部結構，需要大的改革，單靠外部環境改造難以使其重具活力。未來的發展也不是發達國家可以完全主導的，發達國家可以力圖主導談判進程，但是并不能壟斷談判進程和強推結果。參與者 總 是 有 討 價 還 價 的 權 利 。 就 像T PP，雖然由美國主導，但參與者有發展中國家，還有像越南這樣的剛剛進入中低收入層的國家，他們對超高標準是難以接受的，必然進行討價還價，爭取更多的優惠待遇和實施靈活性。

　　現實中，發達國家的經濟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相互參與，僅由發達國家內部圈定的規則只能適用于其內部，并不能完全制約外部。因為即便是它們的經濟“內核”依賴于與外部的鏈接，不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仍然難以行得通。盡管WT O多哈回合進程整體受阻，但是多邊進程還在繼續。2013年底，WT O成員就貿易便利化等協定達成協議就是一個例證。WT O框架下的貿易便利化協定是一個妥協的結果，也是一個合作的結果，表明世界經濟的整體利益有著很強的基礎。

　　特別是，發達國家要想把區域和局部規則推廣到多邊規則并沒有直通車。如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已經占據世界經濟的半壁江山，僅有利于發達國家的新規則是行不通的。如果新規則會分割世界市場，跨國生產網絡和產業鏈條就會斷裂，最終也會損害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

　　張蘊嶺說，世界經濟發展的權重結構會繼續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轉移。推動這個趨勢發展的內在動力機制主要是：其一，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已經是世界經濟體系和國際分工生產網絡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們的后發增長優勢還會繼續發揮作用；其二，跨國生產網絡和產業鏈構造是建立在開放市場框架下比較優勢分工鏈接基礎上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是構成網絡和鏈條體系動態調整的最具活力的環節；其三，發展中國家也會根據形勢的變化進行調整，不會坐以待斃。從這個角度來說，未來國際規則的制定和國際生產分工網絡與產業鏈的調整重構是一個不同角色、不同力量、不同因素的互動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