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太廣

在我懵懂的記憶中，我家緊挨駐新公路水屯馬車場。每天夜晚，許多馬車入住后，人們都要尋找吃的東西。母親發現了這點商機，做一大鍋面片用鐵桶提去，很快就賣光了。雖然只有一毛錢一碗，但家里總算有了活便錢。不過，沒過多久，就被公社“市管會”的人發現了，再也不敢做這樣的生意了。為什么呢？因為這是投機倒把行為。一旦被定為投機倒把分子，輕者批判，重者判刑。

盡管投機倒把會為人們帶來危險，但人們還是想盡辦法去投機倒把。俺隊就有不少人喜歡投機倒把，如徐元、韓全中等社員聽說“蹬大輪”能賺錢，就裝一布袋分給自家的黃豆，扛到駐馬店火車站貨場，等到往南行的貨車停穩后，幾個人把布袋分別放到火車車廂里。當火車到達武漢后，每個人身上蕩的都是灰，臉上像從煤窯里出來的礦工一樣黑。武漢火車站附近的幾條街道上有人專做大米兌換黃豆的生意。看見這些扛布袋的人累得呲牙咧嘴便主動搭訕：“大哥、大哥，你累了，我替你扛吧！”親熱得好像一家人。當徐元走到人多的地方時，遇到一個又一個人擠扛推搡，使他與扛自己布袋的人越離越遠，直至找不到蹤影，被騙走。徐元被氣得哭天無淚，自認倒霉。還有徐元的弟弟徐妮娃，曾經有次去信陽糴大米，雖然東西沒有被騙走，但在信陽火車站把一袋大米摞到車廂上，火車就緩緩開動了。他蹬了幾下，就是上不去火車，只好跟著火車跑，終于被后邊一個車廂里本莊的社員拉著手拽到火車上，身上雖有幾處外傷，好在沒出大問題。徐妮娃此行一無所獲。其他幾個社員怕他回家不好向家人交待，相互給他勻點大米。從此，徐元和徐妮娃再也不提“蹬大輪”、“搭荒車”的事了。

俺大隊八隊有個社員叫王長套，別看他長得憨厚樸實，腦袋瓜卻靈活得很。在水屯集上，王長套發現棉布俏銷，就把平常攢的錢聚起來，跑到安徽一帶販回一批老粗布。這些老粗布印的花型就像青瓷瓶上的蘭花一樣，非常好看，價格不高，每次運回來沒幾天就售罄了。一來二去，王長套賺了不少錢，家里的生活慢慢滋潤起來。他見多識廣，有經營頭腦，發現哪地方的物價便宜、哪地方的物價貴，就賤買貴賣。從布票到布料，從衣著到穿戴，從黃豆到大米，從芝麻到香油，生意越做越大，手里越來越有錢，鄉親們找他借個三塊五塊從沒拒絕過。他家很快蓋起了三間大瓦房，一下子成了當地有名的“暴發戶”。沒成想東窗事發，讓紅了眼的人揭發上去了，一個罪名定下來——投機倒把。全大隊的社員集中在大隊部開批判會。大隊干部滔滔不絕地批判資本主義，之后高喊一聲“把投機倒把分子王長套帶上來”。我看見王長套穿的是四個兜的毛呢褂，胸前掛著一個麻繩綁的硬紙殼牌子，上面寫著“投機倒把分子——王長套”。一位大隊干部讓他檢討，他用生硬的口氣說：“都別向我學習，我是投機倒把分子，罪該萬死！”當時，剛放過一個彩色電影故事片《青松嶺》。那位干部借機說：“這個王長套就跟《青松嶺》電影里的錢廣一樣，光想走資本主義道路，搞投機倒把活動，我們貧下中農堅決不答應……”

我也干了一回“投機倒把”。1973年初冬，母親給我小半袋芝麻，讓我到駐馬店去賣。那天，我起了個大早，背著芝麻來到二七廣場東側的街邊，放下袋子，卷開袋口，傻呼呼地站在旁邊等候買主。當太陽升到一竿子高時，市場上的人多了起來。突然，幾個衣袖上戴著紅袖章的人邊走邊呵斥身旁幾個扛布袋的人。我不由得嚇了一跳，千萬別把我當成投機倒把分子。果不其然，一個戴紅袖章的人沖我嚷道：“你，這是咋回事？”他指著我腳前的那小半袋芝麻。我說：“這是生產隊分的……”“不行，掂著東西跟我們走！”沒等我解釋，他那聲調好似吼一樣，語氣更像是命令一般，分明是又逮住了一個投機倒把分子。

我和那幾個“糧販子”被人推搡著進了市場管理所。糧袋都被放在外間，人則被聚集到里屋審問。審問是逐人進行，重點是那幾個賣糧食的。審問進行得并不順利，老半天誰也不承認自己是投機倒把。一位農村婦女哭泣著哀求：“同志，你就饒了我吧！這是隊里分給俺的口糧啊，孩子有病要用錢，我才……行行好吧！”一位戴紅袖章的人惡狠狠地說：“你少給我來這一套。別裝了，你這種人我見得多了。”旁邊的另一個戴紅袖章的人接著說：“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他顯然是用毛主席語錄去批判賣糧人。

我哪有心聽他們的說教和訓斥，只是想著怎樣盡快脫身。我乘他們集中精力教訓“糧販子”時，便乘機離開，途經外屋，一看沒人，也不知從哪來的那股子勁，掂起那半袋芝麻撒腿就跑，很快跨過橫道融入擁擠的人群之中。順著平等街、共和街一路東行，見后邊沒人追趕，我才松了口氣。后來，我每次到駐馬店，再也不敢去二七廣場一帶買賣東西了，生怕被戴紅袖章的人認出來，再逮進去。

想起當年的“投機倒把”，我的心里總會泛起苦澀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