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高君瑞

花圈、橫幅堵在醫院門前，嚴重破壞了正常的就醫環境。

    患者尸體通常被當作要挾醫院的工具。

    哭泣的親人、慘白的橫幅、悲凄的哀樂……這個讓人心生無限同情的場景應該出現在殯儀館，但如果這一幕出現在醫院，人們就會平添幾分憤怒：看啊，又有庸醫把人治死，家屬來喊冤了！

    在市中心醫院醫患關系調解處辦公室，記者就看到了厚厚的一摞此類照片。上百張照片看下來，你不免會有疑惑：為何有的患者家屬看起來表情很輕松，甚至有人面帶微笑？為什么總有那么幾個人出現在不同的糾紛事件中？……

    其實，重復出現的那么幾個人，已經成為“職業家屬”，業內人士叫他們“醫鬧”。

    市綜治委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我市各大醫院發生的重大的醫療糾紛事件中，大部分都有醫鬧組織的參與。“一個醫鬧組織少的有十余人，多的有上百人，大多是城市周邊的無業人員。他們通過恐嚇、打架、堵門、設置靈堂等非正常途徑，去實現患者想要的賠償，他們從賠償數額中抽成。所以，即使過失不在醫院，他們也教唆患者或家屬向醫院討要賠償，以達到自己的利益需求。”該工作人員說。

    有關部門的統計顯示，近幾年我市發生的醫療糾紛事件中，80%是因兒童死亡引起，這類糾紛多為農村男性兒童家庭，一是家庭并不富裕，不注重早期預防，孩子出現危癥時才全力投入，但最后是人財兩空；二是突發性外傷死亡，這類情況多因家庭成員監護不周，小兒因意外傷害死亡。10%是因老人死亡引起，這類糾紛多因兒女不孝并與醫療費用開支有關，家庭成員試圖通過醫療糾紛來減少費用的企圖明顯。另外10%是因婦女死亡引起，這類糾紛大多為高齡、高危孕婦猝死。

    有關人士分析，我市發生的糾紛事件大體可劃分為三種糾紛形式：一是醫療服務性糾紛，這類糾紛一般反映在醫療服務和醫療、護理語言上，糾紛比例占30%；二是患者單方表述性糾紛，這類糾紛是所有糾紛事件中最難纏的一種，多數都被患者家屬描述為“來醫院時好好的，醫生一刀（一針）治死”，死者家屬不愿讓第三方調解，也不將醫院起訴到法院，就是想通過“鬧”來獲取一定的費用，在整個糾紛事件中占60%。三是醫療技術性糾紛，如治療方案存在缺陷，治療過程、部位等存在過失，糾紛比例只占1%。

    為什么“醫鬧”這么有市場？記者分別采訪了醫生、患者家屬和綜治部門有關人士。

    “很多患者和家屬認為只有把事情鬧大了，處理結果才是最滿意的。醫院的任何說辭，都被他們當作推卸責任。”市中心醫院一位醫生說，“患者對醫療結果不滿意，就通過打砸醫院甚至傷害醫生的方式，來伸張自己認定的正義，獲取自己認定的真相。他們把‘鬧’當成了有效的渠道。這一點恰恰正是醫鬧所想利用的。”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患者家屬則坦率地告訴記者：“我們不相信醫生、醫院和衛生主管部門，出了醫療事故，醫院必定護著醫生，仲裁機構也必定護著醫院，不會向著我們，我們既不懂技術，又沒有說理的地方，只有把事情鬧大了，醫院感到了輿論上的壓力，才會有所顧忌，認真考慮我們的訴求。醫鬧對付醫院有經驗，又有時間，能幫我們解決問題，也不是沒有好處。”

    業內人士說，有關部門和醫院處理問題的方式，在客觀上也成為醫鬧產生的溫床。面對一些糾紛，家屬鬧一下，就給點兒補償，小鬧小給，大鬧大給，不鬧就不解決，而不是給出公開客觀的理由。這種處理不是以公正為主導，而是以維穩為目的。如此只會給人一個“只有鬧才能徹底解決問題”的假象。而通過“鬧”求得的公正與真相，是以更加惡化醫患關系、吞噬醫患信任、犧牲醫療正常秩序和事業發展為代價的。

    看病難、看病貴的現狀和緊張的醫患關系也給醫鬧提供了可乘之機。記者了解到，在市中心醫院、市中醫院和解放軍第159醫院，不少專家一上午要看幾十個病號，其中很多都是簡單的病癥，而真正需要專家仔細檢查的危重病號往往要等很長時間。“我們就像流水線上的工人，一個病人多問幾句，后面就會有很多病人著急催促，”市中醫院一位王姓專家無奈地說，“危重患者排了很久的隊，花了很多的錢，卻沒達到理想的治療效果時，就會產生怨氣，并把所有的憤怒都發泄到醫生身上。就像我們去飯店吃飯，等了很長時間菜才上來，結果還很難吃，我們第一時間就會把火氣撒到服務員身上一樣。”

    已脫離醫鬧生涯的市民王某給記者講述了自己的故事：起初他是被別人拉來充當死者家屬的，每天給100塊錢。幾次之后他琢磨出了通過醫療糾紛“來錢”的門道。于是，他每天到我市幾家大醫院溜達，發現有醫療糾紛的現象，就跟在后面打聽情況。他經常告訴患者家屬：大鬧大得，小鬧小得，不鬧不得。“鬧”常用的方法無非是家屬哭鬧、放鞭炮、擺花圈、點香燭、拉橫幅、堵大門等，一番忙乎，他最終能得到賠償額的三、四成。

    在醫患糾紛頻繁的大環境里，在潛市場的需求中，在一定利益的驅使下，醫鬧很快大顯身手，并越來越形成規模。

    醫鬧阻擾正常的就醫秩序，不僅給醫院正常工作造成了很大干擾，也給其他病人造成了極大危害。

    2012年，一名心臟病患者死在了市里某醫院，在醫鬧組織下，家屬將其尸體停放在病房不肯移走，還把病房堵住了。當時，病房里另外一名心臟病人突發急病，由于無法出入，那名病人得不到及時醫治死了，造成了真的醫療事故。

    這件事使王某在受到良心譴責的同時也感到后怕，他結束了自己的醫鬧生涯。“遇到醫療糾紛的時候，雙方能理性對待的話，醫鬧就不會有生存空間。”王某說。

    “如何解決醫患關系緊張的局面，這是大家一直在努力。”市第一人民醫院外宣辦科長邵開運說，“如果能夠形成合理的就醫格局，看病貴、看病難的情況就能大大緩解、醫患關系也就不會那么緊張了。但是，大醫院就這么幾家，專家也就那么百十個，全市800多萬人，很多人連小感冒都要找專家。人一多，看病怎么會不難呢？人一多，各種矛盾也就隨之而來。職業醫鬧再從中煽風點火，醫患關系就越來越惡劣。”

    市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一位工作人員說：“要鏟除醫鬧這個毒瘤，解決醫患矛盾，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他認為，首先要進一步改善基層醫療機構的硬件，留住基層醫療機構人才，要通過政策引導群眾的就醫習慣，著力構建“小病在社區，大病進醫院，康復回社區”的就醫格局，從而逐步緩解到大醫院“看病難、看病貴”的情況；其次，廣大醫務人員在工作中不能單純地診病，要在診病過程中向老百姓普及醫學知識，要讓病人知道病情有多重、能治療到什么程度，使病人能理解醫生，并配合醫生，這對緩解醫患矛盾有很大好處。

    “在醫生和患者互不信任的背景下，唯一的贏家就是醫鬧。”業內人士說，“醫鬧目的就是激化矛盾，從中牟利，職能部門必須依法給予嚴厲打擊。在醫療糾紛中，患者或家屬確實需要幫助，但絕不是依靠醫鬧，而是通過法律援助，幫助他們了解糾紛的解決途徑，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對醫院來說，要把價格、服務、技術結合起來，提高各級醫療機構醫療服務水平、有效減少醫療事故，在醫患之間要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真正實現醫患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