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銀濤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２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隆重召開。這是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大會，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標志。

    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改革開放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雖然取得了歷史性進步，但由于長期受“左”的思想束縛，推行的“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使農民處于有田卻無權的尷尬境地，生產關系嚴重脫離生產力發展實際的狀況，使農民積極性遭受極大打擊，以至于農業總體發展呈現比較緩慢的狀態，甚至一度出現了停滯局面。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農民在國民人口中占的巨大比例、農村的極端落后和貧窮等決定了農業、農村改革必然成為改革的先行。

一、放權力：推動改革開放的第一步

    （一）家庭承包經營破冰

    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又曾是“左”傾錯誤的重災區，農村經濟嚴重落后，群眾生活艱難，一些地區的農民甚至吃不飽肚子。１９７７年１１月，萬里擔任省委書記的中共安徽省委制定了《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簡稱《省委六條》?！傲鶙l規定”的中心內容是強調保護和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因地制宜地發展生產。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初，安徽省委提出了“農業十條意見”即《農業上需要解決的幾個重大問題》，旗幟鮮明地指出：要改革農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體制；給生產隊充分的自主權等。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大包干）的出現，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鄧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９８０年５月先后三次表態支持聯產承包責任制。

    此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的推廣，中共中央先后發出五個關于農村政策的“一號文件”，對迅速推開的農村改革進行了總結，并對當年和此后一個時期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作出了具體部署。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的誕生，徹底沖垮了高度集中的、違背農民意愿的人民公社體制，這是我國農村經濟體制上的一次重大變革。

    （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

    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是發生在１９８４年后。

    １９８３年全國普遍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生產效率明顯提高，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顯現。

    為了與１９８３年廢除農村人民公社體制相適應，經國務院批準，１９８４年３月中共中央轉發了原農牧漁業部及部黨組起草的《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農民興辦企業同樣受到鼓勵。盡管隨后幾年中鄉鎮企業數量增長趨緩，但增幅仍然較大，一直持續到１９８８年，是中國鄉鎮企業發展最輝煌的時期。

    從１９８９年開始，國家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治理整頓，鄉鎮企業受到很大沖擊。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年鄉鎮企業發展基本停滯，甚至倒退。

    鄉鎮企業發展的第二個高峰期是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２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充分肯定了鄉鎮企業的重要作用，為鄉鎮企業創造了空前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鄉鎮企業也強化了管理，涌現一批大中型企業和現代化企業集團，進入了第二個發展高潮。

    我國鄉鎮企業在１９９５年以后進入了一個穩步發展的新時期。這個時期鄉鎮企業經過改制和優勝劣汰，開始趨于平緩發展。首部《鄉鎮企業法》的出臺，東西部合作進程的加快，地區差異的有所緩解，都促使鄉鎮企業逐步走上了法制、健康、有序的發展道路。

    上世紀８０年代以來中國農村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其意義不限于農村，它使我國整個工業化的道路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

    （三）農民工潮洶涌澎湃

    我國農民工現象的產生主要根源于農村人多地少和農業收益低。目前，我國大陸耕地的總面積不到２０億畝，人均耕地約為１．４畝，而且在最近一二十年中，由于工業特別是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耕地在以每年約１０００萬畝的速度銳減。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約在三分之二左右，這些剩余勞動力必然要向非農產業轉移，而大部分人向大中城市轉移。

    １９７８年開始的改革，首先解放了農民，農民開始流動。１９８４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農民進入城鎮落戶問題的通知》，農民由此獲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權利。

    上世紀８０年代初期，農民中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先是流向鄉鎮企業，被就地消化。鄉鎮企業在１９８０年代蓬勃發展，吸納了１億多剩余勞動力，進入１９９０年代吸納能力大幅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大規模流向城鎮務工經商，形成農民工潮水般地在城鄉之間流動的所謂“民工潮”。

    “民工潮”的出現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有利于流出地、流入地和流動人口本身。

二、減負擔：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舉措

    （一）努力減輕農民負擔

    農民負擔本身不是一個“問題”，只有當農民負擔過重，影響了農民的生產和生活，阻礙著農村社會的發展，進而影響著整個國民經濟的順利發展時，才成為“問題”。１９８５年以后，農民負擔就逐漸加重，有的地方農民的實際負擔占了純收入的１５％～２０％。

    隨著形勢的好轉，農民負擔的規范化管理也逐步提上議事日程。１９７９年財政部發文規定農業稅起征點的口糧標準；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關于制止向農民亂征稅、亂收費的通知》。１９９０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１９９１年國務院頒發了《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１９９３年黨中央、國務院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凡涉及農民負擔的文件和收費項目一律先停后清；１９９４年中辦、國辦發出通知，要求進一步加大減輕農民負擔的工作力度；１９９６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又作出了《關于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對減輕農民負擔工作中的一系列政策問題作出詳細的規定；１９９７年黨的十五大又進一步強調“要尊重農民生產自主權，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切實減輕農民負擔”；１９９８年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決定》又強調“減輕農民負擔要標本兼治”，“逐步改革稅費制度，加強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立法”。

    而１９９８年以來進行的農村稅費改革和廢除農業稅的實施，進一步規范了農村的稅收和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二）推進農村稅費改革

    １９９８年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研究了農業和農村工作，提出了切實減輕農民負擔，逐步改革稅費制度。同年９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決定，組成國務院農村稅費改革工作小組。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三人小組第一次會議研究提出了有關農村稅費改革工作計劃，成立了工作小組辦公室，具體負責擬定改革試點方案工作。

    ２０００年２月３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同年３月２日，以中發【２０００】７號文件發布實施。中央２０００年先在安徽以省為單位，進行試點，其他省份仍選擇部分縣市進行局部試點。

    ２００５年，進一步明確在５９２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一律實行免征農業稅，同時在全國范圍內免征牧業稅，并提出從２００６年起在全國取消農業稅。

    農村稅費改革，依法調整和規范國家、集體與農民的利益關系，將農村的分配制度進一步納入法治軌道，堵住加重農民負擔的口子，改善了干群關系，是深化農村改革的重大步驟，極大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社會穩定。

    （三）全面取消農業稅收

    在“十一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起步之際，中央一號文件出臺了２００６年在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稅的政策，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作出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這標志著在我國延續了２６００年的農業稅從此退出歷史舞臺，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件大事，是統籌城鄉發展的一大舉措，是惠及億萬農民的一大德政，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取消農業稅是我國綜合國力提升的重要標志。隨著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工業和第三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財政收入對農業稅收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小。在這種形勢下取消農業稅，表明了我國綜合國力的強大，是我國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取消農業稅是落實統籌城鄉發展要求的實際步驟。取消農業稅意義不僅在于農民負擔的絕對數量的下降，而且還在于它破除了對農民的不平等待遇，保證城鄉協調發展。同時，農民負擔的減輕也意味著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啟動農村消費市場，擴大內需。農業稅的取消，改變了中國農民幾千年來交“皇糧”、納“皇糧”的歷史，標志著“以農養政”時代的終結，極大地減輕了農民負擔，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實現了耕者有其利。這是深化農村改革中邁出的重要一步，必將成為促進農村生產力的強大動力。

三、新農村：建設小康社會新要求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業支持工業的歷史階段已經基本結束，工業反哺農業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新要求。

    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首先，農業和農村發展進入重要轉變時期，迫切需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其次，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有能力支持農業。工業和城市發展水平大幅度提升，國家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國家完全有條件通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進一步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支持力度。

    ２００５年以來，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好形勢，對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和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但必須看到，當前農業和農村發展仍然處在艱難的爬坡階段，矛盾依然突出。全黨必須始終把“三農”工作放在重中之重，切實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各項任務落到實處。

（作者單位：中共河南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