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后，發展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核心提示

    GDP接近40萬億元，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人均GDP約44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已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然而，經濟快增、國力變強的背后，一個現實正在逼近：轉型中凸顯的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使跳出“貧困陷阱”的中國在“十二五”面臨一個新挑戰——“中等收入陷阱”。

    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階段，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機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過坎的敏感期。這一階段，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發展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會不會深陷其中？中國能不能越過這道坎？

    經濟風險——

    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邊際效益不斷遞減，比較優勢正在弱化，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縱觀全球，一國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于經濟風險誘因，即經濟高增長方式不可持續，原有的增長機制失靈，最終中斷經濟起飛甚至出現倒退。

    中國站上中等收入國家臺階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土地、資源、能源、勞動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邊際效益不斷遞減，發展的比較優勢正在弱化，這很可能成為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誘因。

    經濟增長是“雙刃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動參與國際產業分工，以勞動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資源價格便宜等比較優勢，積極吸引外資，面向國際市場，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快速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但也帶來代價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嚴重等問題。

      ——制造業大而不強，缺少核心競爭力。

    我國三產比重過低，產業結構亟須優化。許多行業都集中在加工組裝領域，處于全球產業鏈低端。一些規模很大的加工廠，其實只是“生產車間”，在研發、技術、專利、標準制定和品牌、銷售、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往往是“人家說了算”。由于產業缺“芯”，自主創新能力弱，關鍵技術靠國外，大量產業利潤只能拱手讓給外方，造成沿海眾多加工制造企業“工廠大了，員工多了，工資卻漲不上去”。美國《財富》發布的2011年世界500強企業榜單中，中國內地占61席，但制造企業占比低。

    ——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減弱。

    近兩年，“用工荒”頻現于東南沿海，并向中西部擴散，農民工中的青壯年比例明顯下降，勞動力供求關系開始朝著“劉易斯拐點”發生全面性、趨勢性變化。隨著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正在減少，并影響到中國經貿的國際競爭力。

    ——過于倚重投資驅動，環境壓力增大。

    我國近30多年走了一條典型的高強度投入、外延式發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長，各方面繃得太緊，直接帶來了資源透支、產能過剩、排放過量、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2010年中國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達32.5億噸標準煤，能耗強度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5倍。電力、鋼鐵、有色等8個行業單位產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

    ——需求結構不平衡，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

    任何一個高收入國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導的“消費型社會”。而我國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收入主體結構中，天平不斷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政府和企業在獲得高收入增長的條件下，將較多資金用于投資。分配失衡制約著消費能力，居民消費較難擴大。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2001至2010年，我國投資率從36.5%升到48.6%，消費率則從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費率從45.3%降到33.8%，遠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磚國家”的巴西、印度。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紛紛調整戰略，鼓勵增加高技術產品出口；越南、孟加拉等發展中國家利用比我更低廉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加快向美歐等市場輸出勞動密集型產品。過度依賴外需的中國經濟結構正遭受美歐的“壓”和新興經濟體的“擠”，傳統發展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加大了我國走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社會風險——

    社會事業與經濟建設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民生改善明顯滯后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誘因是社會風險，即沒有實現經濟社會同步發展，導致一系列民生問題和社會矛盾，進而影響經濟增長，使發展大跌跟頭。

    一些國家的教訓值得深思：在邁進中等收入階段后，就業、住房、社保等問題凸顯，社會負面因子不斷累積，發展一步步掉進“陷阱”而不能自拔。需要注意的是，我國社會正碰到類似的挑戰。近年來，由于社會事業與經濟建設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民生改善遠遠落后于經濟發展，百姓普遍感覺“國強民不富”、“幸福指數不夠高”。

    ——收入分配失衡，貧富差距拉大。

    從全世界看，收入差距過大雖不是用來判斷是否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但它加劇了不平衡，導致的社會問題很可能引發一國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國家到上世紀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數仍高達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擁有全部社會財富的逾50%，而20%的貧困家庭僅擁有2.5%的社會財富，這正是有的國家遲遲未能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一個原因。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2000年起，我國基尼系數越過0.4的警戒線，2006年曾達到0.49，之后雖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間收入差距的鴻溝加寬，“馬太效應”愈加明顯。財富向資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傾斜，普通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錢包”鼓得很慢，這種差距在通脹狀況下更顯分明。為求經濟增速一高再高，各項投入仍傾向于“物”而不是“人”，對民生的支出有限。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緒出現，社會矛盾觸點密、燃點低，群體性事件增多。

    ——城市發展貴族化，形成城鄉“新二元結構”。

    眼下，中國大城市華燈璀璨、高樓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來越嚴重，房價高、就業難、看病貴以及教育、養老、生活環境、食品安全等問題突出，面臨“城市化陷阱”。

    資料顯示，在西歐、北歐一些國家，政府財政的50%用于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支出；美國用于社保的政府財政也約占30%。在我國，財政用于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標準低、覆蓋面小，跟不上城市化進程，廣大農村的社保領域存在“制度空白”。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認為，我國城鎮化率是“虛高”，實際上仍有10%—12%住在城鎮的農民工及其家屬并未充分享受到城鎮的公共服務和社保。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說，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全國城鎮人口比例達49.6%，但如果以戶籍為標準，起碼有1億多生活在城里的人沒有真正城市化，而是“被城市化”了。許多進城打工者實現了職業轉換、地域轉移，卻未能實現身份的轉變。一些農民多年在城里打工，舉家進城卻扎不下根，城市內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即戶籍市民與無戶籍農民工。

     ——階層固化苗頭顯現，向上流動的路變窄。

    中國社科院社會所發布的研究報告稱，我國中間層只占人口的23%，遠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比重。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體制內、體制外，戶籍、出身……不同標準給人們貼上不同的標簽，不同人群“被進入”不同的發展通道，人群結構“代際分化”，底、中、上的階層分野正在加劇。

    “知識改變命運”，在近年的就業壓力面前，這句話被打上問號。昂貴的學費、“畢業即失業”等因素使一部分學生放棄高考，知名高校的貧困家庭學生特別是農村學生比例持續下降。窮家、農家孩子考上大學、畢業后找到理想工作，需要比其他同齡人更大的付出，卻不一定能有同樣的機會。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說，社會結構固化、人員流動性不足，阻礙了資源要素特別是“人”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動態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發展，長此以往，將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甚至增長停滯。

    不補上社會建設“短腿”，不還清民生欠賬，不實現“國強民更富”，中國就很容易掉進“陷阱”，很難走好現代化的“后半程”。

     正視風險——

    我國發展中的失衡風險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難度更大

    “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社會等多種風險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那么，該怎樣看待我國面臨的相關風險？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分析，長期以來，在“加快發展”大思路下，我國沿襲“過度工業化、過度重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模式，映射到社會、政治和生態領域，就產生收入分配不公、城鄉分化、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腐敗滋生等種種問題，一定程度上與有些國家落入“陷阱”前的狀況相似，這是中國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對的難關。

    但是，也應看到，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綜合國力大大增強，抗風險能力不斷提高，發展中的失衡風險仍然可防、可控——

    與拉美等一些掉進“陷阱”的國家不同，我國政治安定、金融穩定，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具有較強的抵御外部沖擊能力，中國經濟迎戰金融風暴的漂亮答卷就是又一印證；人才總量巨大，資本充足，發展的回旋余地大；“制度紅利”還有較大空間，城鎮化推進會形成新的“人口紅利”；工業化中期的后發優勢尚未完全釋放。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發展不平衡、市場潛力大的發展中大國，中國仍具備持續增長的基礎和條件。

    從居民收入看，雖然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但各社會群體的收入水平絕對值普遍增加。國家近年接連出臺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組合拳”，消費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長，超過GDP增速。未來5年，國內市場“蛋糕”會繼續做大，消費潛力將被進一步激發。有機構預測，到2015年，中國消費額占全球比重將從2006年的5.4%上升到14.1%，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消費市場。

    從產業結構看，傳統工業的產業集中、改造升級、并購重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前景看好，現代服務業有很大拓展空間。特別是目前中國企業研發投入增速明顯提高，一批重大項目在技術上“從跟跑到領跑”，自主創新能力有所加強，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從城市化看，“十二五”期間，我國城市化率將以每年增加0.8個百分點的速度加快推進，一系列建設會帶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城市人口規模增加帶來新的消費需求。人力資源素質提升較快，全國每年新畢業的大學生超過600萬人，相當于歐洲一些中等規模國家的總人口。勞動者素質走高可以抵消勞動力數量增速放緩對經濟的不利影響。

    從社會建設看，蓋保障房、擴大就業、推動醫改、扶貧開發、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改善民生被擺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多的真金白銀投向普通居民包括困難群眾，社會事業的“短腿”正在變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判斷，就中國的增長形態而言，落入拉美、東歐一些國家那種“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現重大挫折或反復。不過，在中國經濟增長“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后轉入新增長期的過程中，將會面臨特殊的矛盾和問題。

    北京大學教授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