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萬夫

2009年年初，歌手韓紅任空政文工團副團長，軍銜5級。事后接受媒體采訪，韓紅表示自己接任空政文工團副團長一職，目的之一就是為擁有話語權。這樣就可以替更多需要幫助的人說話（11月18日《天中晚報》）。

　　韓紅對當官的理解并沒有錯，當官了，其背后所賦予的包括話語權在內的權力也隨之而來。而這些權力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幫助韓紅完成很多以往無權時渴望完成的事情。比如推薦和培養優秀的年輕人，等等。

但韓紅對于話語權的渴望，延伸出了很多深層次的陋習。為什么必須當官才能推薦更多的年輕人？

或許，我們并不能責怪韓紅不忌諱自己的當官愿望。但我們卻不難發現，越來越多的官場文化已經滲透到藝術的業務領域。這種權力之風所到之處可能帶來的影響，才是我們對韓紅當官只為擁有話語權的潛在擔憂。它可能會攪亂藝術圈，讓官員手中的權力變味，甚至成為很多潛規則的保護傘。在這種體系、制度和權力下，人才選拔完全成了權力的跟屁蟲。

在我看來，韓紅對于自己當官的闡述，價值不在于她是否真的要成為文化人才的伯樂，更重要的是，她不經意的一個當官理論，隱晦地暴露出很多寄生在文化等行業中的官員的權力影子。這些影子，無時無刻不在侵蝕著行業的軀體，無時無刻不以犧牲更多優秀人才為代價，滿足著權力的渴望。

韓紅當官似乎有著很多無奈，這些無奈背后的因素或許應該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如果文化等行業真的變成了官員的后花園和施展權力的舞臺。那么，無論是藝術還是其他行業，都只能成為權力的附屬品。而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文化指導思想下，這種赤裸裸的權力渴求，是一種極強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