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繼富

長江大學學生何東旭、陳及時和方招救人事件又有新進展，此前，媒體所披露的“漁夫見死不救”情節，已被當地警方證實并不存在，相反，事發水域的兩名漁船主曾積極參與了救人。同時，當地個體打撈者利用撈尸牟利的細節也被曝光。其中，撈尸者用繩牽拽水中的大學生遺體，索要更高撈尸費的照片，成為了投向輿論的一 顆震撼彈（據11月3日《華商報》）。

網絡上，人們用各種詞匯詛咒著“牽尸談價”：冷酷、骯臟、無恥、卑劣、喪盡天良、十惡不赦……據披露，可能有團伙暴力壟斷那一帶江面的打撈業務，若情況屬實，那么，更大規模的追查行動不可避免。

然而，單純譴責冷血的打撈者，甚至將其繩之以法，這究竟有多大的意義呢？實際上，我們無法徹底斷絕打撈者的“營生”，因為這只會讓遇難家屬求援無門。我們也不能說，打撈者若降價就是合理的。我們更不能奢望，打撈者把打撈遺體當成見義勇為，冒生命危險每天義務勞動。

我們看到了打撈者的人性惡的一面，但最根本的問題在于這種商業化的打撈模式。此前，面對各地出現的打撈費爭議，有論者建議“打撈市場規范化”，合理收費。然而，“打撈”根本就不該成為一個市場，所謂的打撈市場，只會是一幕幕類似“牽尸談價”場景的大集合，無論如何都是對人性的悖逆，對生命的褻瀆。

打撈遇難者遺體，理當成為一種尊重生命的儀式，這一儀式組織者應是政府，而非民間。我們的社會越來越人性化，一只貓狗遇險時都可向政府機構求助，怎么一個人落水失蹤報警反而沒人管了？無論是在山上還是在海上，只要公民失蹤遇險，政府機構都會啟動龐大的搜索力量，鍥而不舍地進行搜索，那么為什么公民在江河湖泊遇險失蹤，就可以漠不關心呢？如果說，這是因為技術的因素，可海上救援的技術難度要遠超水上救援，擁有各種現代化裝備的政府機構，理應比裝備簡陋的民間打撈隊更卓越。如果是人手不夠，培訓水下打撈的專業隊伍似乎并非難事，甚至，由于民間打撈專業人員眾多，只要從中招募精英，短時間內就能建立起強大的水上救援隊伍。

顯然，政府主導下的公益化打撈，缺的不是能力，而是理念。我們應當認識到，國家是公民的庇護所，向每個陷于危難的公民及時施與援手，讓每個遇難者家庭不孤立無助，給他們以最大慰藉，是國家的責任所在。文明社會不該允許那種以遇難者遺體討價還價的交易，不能允許為等待親人遺體浮出水面，而在水邊坐等一夜的情景出現。政府機構對公民的人道救援應本著“生要見人、死要見尸”的信念，對生命負責。

6年前，一名大學生之死導致收容制度的終結和救助制度的誕生，那么今天，3名救人大學生的逝去，是否也能促使另一個新制度的誕生呢？

我們實在不想以“大學生”的名義，因為，無論是大學生還是農民工，或是其他人，都是平等的社會一員，他們的生命都應被珍視，他們的遺體都不該成為靠水上撈尸發財者的籌碼。打撈者對于生命的麻木不仁已受到了譴責，那么下一步，是該解決公共服務對于生命麻木冷漠的時候了。